2012 年，習近平獲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國第五代最高領導人。
此後，中國出現許多重大改變﹕反腐打貪、中國夢、戰狼外交、取消連任限制，言論自由收緊，連小熊維尼都變敏感詞。
不少論者認為上述全可歸功習近平。然而《經濟學人》有另一觀點。在中國共產黨 100 周年前夕，這本老牌雜誌以「中國共產黨一百年 權力與偏執 (Power and Paranoia)」為封面主題，並出版了一份特別報告 (Special Report)，分析習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全貌。報告長 11 頁，分成 9 部份，分別談論中共的起點 (The beginning)、內憂 (Internal rifts)、監控 (Surveillance)、商業 (Business)、黨籍 (Party membership)、國外活動 (Going abroad) 與未來 (The next century)。
報告特點之一，是從結構性角度分析共產黨面對的問題，進而解釋習近平採取了甚麼手段應對。在此脈絡下，與其說習近平是積極進攻的「前鋒」，不如說他是個「後衛」，固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
這番論述有何根據？背後思路又是如何？就此，《立場新聞》訪問了報告撰寫人、《經濟學人》中國線編輯 James Miles。
James Miles 是資深中國線記者。1984 年大學畢業後，他就從英國遠赴香港，加入《南華早報》。1986 年，他遷至中國繼續傳媒工作，1988 年成為 BBC 北京辦公室主任。1995 年來到香港，見證主權移交，其後返回倫敦，繼續以資深中國事務分析員身分工作。2001 年，他加入《經濟學人》；2014 年成為該雜誌的中國線編輯。
緊貼中國多年的經驗，使 Miles 的目光不只停留於習近平時代，也看到習上任前已萌生的諸多結構性問題﹕黨內高層不忠、與基層疏離、社交媒體帶來新輿論空間。
在與《立場》的訪談中，Miles 認為，習近平的許多政策，甚至其前任胡錦濤的一些舉措，目的都在解決上述問題。由此，儘管許多人會將近年中國政治巨變歸因於習近平，但 Miles 認為，中共可能在 2012 年已有共識，認為這些問題需要習近平這種領導人處理。
不過共產黨走到今日的地步，在 Miles 而言還是始料不及的。在 80 年代，Miles 也曾經認為，共產黨二、三十年後，有可能變得更自由。只是，在往後的日子，有幾個轉捩點改變了他的想法。
其一是六四。六四讓他發現中共面對民眾抗議，斷然敢以武力鎮壓。於是他明白，民眾壓力不會能夠迫使共產黨改變。
後來，在 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前後，其全球化的步伐讓 Miles 有過比較樂觀的時刻；但在 2008 年，他又看到中國民族主義崛起，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人為保護自身利益，對民主持懷疑態度、甚至反感。2012 年，習近平上台。至此，在 Miles 眼中，中國「和平演變、政治放鬆的可能性就變成零」。
Miles 認為，畢竟對中國而言，最重要還是如何保持權力。他說，近期中國對香港的所作所為，正是「一種提醒」﹕「中國共產黨如果面臨它認為是致命的危險，它會採取最嚴厲的措施來鎮壓」。
更何況，就結果而言這種措施（就中共看來）也沒甚麼不好—— Miles 觀察到，香港國安法實行後，許多跨國公司其實沒有撤走，甚至可能有一部分企業認為，「動亂沒有了，生意更好做」。這現象可能會令共產黨更加堅信，它打壓香港是正確。
鐵腕政治不一定會趕跑外資—— Miles 認為，中共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了。他說，當年六四事件後，許多西方國家都有發言，要求釋放異見人士之類；商界可不管這些，它們只看到中國的巨大市場。今日，中國對異見人士的壓逼沒有改變，改變了的是，它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
不過在訪談末段， Miles 也說，並不是一切都在中國掌握之中。他認為中國可能低估了近年西方國家對它的反感。畢竟，90 年代初還有一部分人相信中國會發生和平演變，而「現在這種人很少了」。
至於未來走勢，與許多分析家同樣，Miles 認為中共最大風險還是在於權力交替。他說，就現時所見，習近平在明年的二十大後估計還會執政最少五年，但人不可永生，棒還是得交，只是，怎樣交？
「如果因為什麼意外原因，例如身體原因或黨內政治原因，他（習近平）必須退休，甚至是個人遇難，那中國的政治很可能會面臨動蕩。」Miles 說。
立﹕立場新聞
J﹕James Miles
「習近平執政的時候，中國面臨非常大的社會、政治風險」
立：你的「特別報告」主題是中共一百周年，但內容談的主要是習近平政府。按我理解，你是從一個結構性角度看中共面對的問題，再看習近平怎麼解決。
J﹕習近平執政的時候，中國面臨非常大的社會、政治風險。要對習近平執政時期做分析，必須了解他在 2012 年面臨的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黨內高層不忠。重慶的薄熙來在習近平執政前，顯然已對他構成危險。你可以說，薄熙來是改革開放以來，首個顯示現代政治家面貌的人。他不是用傳統黨內渠道增加政治權利，而是直接和人民說話，利用社會媒體擴大影響力。他一方面打倒腐敗，另一方面支持貧困群體，給他們蓋新房子。全國都知道重慶有薄熙來這麼一個人，都知道他關心普通老百姓的困難。
習近平擔心黨內可能出現分裂。1989 年天安門廣場示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內高層鬥爭。黨內團結是非常重要的，習近平執政時考慮的就是黨內高層是否團結。顯然不是。有薄熙來、周永康，還有一些其他高級領導人，顯然是搞團派的。習近平擔心的是這個。
另一問題是社會問題。過去大約十年，中國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社會階層，就是中產階級。它迅速地擴大，而且兩三年前，它開始普遍利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互相聯繫。他們當中有些人關心社會、政治上的問題，有各種顧慮的人民可以利用新的電子工具組織抗議活動。習近平第二是關心這個。
第三是關心黨的結構變化。在基層，共產黨幾乎是不存在的，因為大多數城鎮居民替民營企業工作，單位裡面沒有共產黨。他們的社區是有共產黨的，但非常弱小，沒人知道黨員是誰。所以基層人民一般生活很少和黨有接觸。這等於是共產黨的根基幾乎消失了。所以，從 12 年到現在，他加大共產黨，回復共產黨的基礎建設，把「紅基因」注射給民營企業，回復 80 年代前黨控制社會的能力。
「習近平執政以來，. . . 明顯地把 80 年代談的『黨政分開』加以否定」
立：習近平上台是 2012 年。2011 年中共 90 週年時，你是怎麼寫中國的呢？
J：我當年也寫了一份特別報告給《經濟學人》。
那時候不是專門寫共產黨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面臨的問題。因為十年前，共產黨的問題不是很突出。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黨內鬥爭的重要性。我們已經注意到薄熙來當時比較特殊的執政方法，但他到底在黨內造成甚麼問題，我們還不太清楚。
另外，共產黨當時大概還沒開始在基層加大黨建工作。雖然黨建工作一直是共產黨非常關心的問題，但它並不是中國領導人最關心的問題。
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十年前，中國領導人自己也不那麼強調共產黨的作用。當然，他們強調共產黨領導一切，但習近平執政以來，他不止強調共產黨領導一切，也很明顯地把 80 年代談的「黨政分開」加以否定，說政府和黨應更加統一。去年抗疫，習近平強調的就是黨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
立：很多人把中國近年的改變說成是和習近平自己性格有關。比如說，他想維持自己的權力，於是修改規則讓自己可以永遠連任。你怎麼看這種說法？
J：這問題非常重要﹕到底我們看到的是和習近平自己有關係，還是黨內在 2012 年時已經出現共識，就是中國面臨的問題必須有一個像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來處理？這問題非常難回答。
現在，我們分析中國高層內部情況比改革開放任何時候都要困難。我記得 80 年代在北京當記者的時候，我們都比較清楚鄧小平是甚麼人，他怎麼看中國問題；趙紫陽又是甚麼樣的領導人，他和所謂保守派又有甚麼分歧……雖然具體細節不太清楚，但總的環境是比較清楚的。你看報紙就知道，有兩種聲音﹕有改革派的，也有保守派。
但現在是完全統一。共產黨控制媒體的能力大幅增加。所以我們還是不太清楚到底現在看到的是和習近平個人有關，還是他做的是代表更廣泛的黨內高層的想法和願望。非常難說。
「我記得 80 年代，作為外國記者，所有活動都被監控」
立：習近平上台後對中國媒體和一切的操控，是過往以來最強的嗎？
J：每個年代都有它不同的環境。我記得 80 年代，作為外國記者，所有活動都被監控。你去訪任何人，他單位的黨的書記、社區的黨的書記，馬上會知道。你出門會有人跟蹤，打電話也經常被竊聽；但是 80 年代某程度上大的政治環境還是比較自由。這是有點矛盾的。
然後六四以後，對外國記者的鎮壓手段非常明顯。當時我是英國廣播公司 (BBC) 記者，每次出門都被跟蹤，你和任何人說話都會有人靠近，像是竊聽，反正是受關注。便衣到處都是。
所以你不能說現在是管控最嚴的時候，但可以說現在跟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的環境有很相似的地方。
「中國的老百姓 . . . 越來越多人對中國政治民主化開始持懷疑態度，甚至反感」
立：如你所說，1989 年前有陣子中國是挺開放的。現在很多人聊一個話題，就是那時候外國的政治學家、媒體，甚至香港人，總體都有個共識，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民主也會一起出現。現在的討論焦點是，習近平上台後某程度上否定了這套想像。原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起來後，民主可以不用一起發展。
你在 80 年代有過這套想像嗎？
J：當時還沒發生六四和蘇聯東歐的巨變，很少會有分析家認為共產黨會垮台。89 年後，尤其是蘇聯垮台後，比較普遍的想法是中共也會面臨（與蘇聯）同樣的問題。但因為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後來又越來越少分析家認為（中共）短期內會垮台。
所以，80 年代我也是想，共產黨再過 20 年、30 年，有可能會變成一個更自由的國家。可能共產黨還在執政，但總的政治環境會寬鬆得多。不止是外國分析家，國內知識分子主要也是這麼想。
立：這想像在往後的日子有無改變？
J：完全改變了。
六四以後我覺得（知識份子）形成一個共識，就是共產黨面對致命的危險時，敢用武力鎮壓。它不像蘇聯或者一些東歐國家，面臨危機時不敢用武力。中國共產黨顯然是敢用的。所以，第一，來自民眾的壓力不會迫使共產黨慢慢改變它的政治制度。
第二，2000 年左右，中國考慮入世（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還有一部份分析家認為中國加快全球化、跟國際經濟接軌，可能會導致政治方面慢慢放開。我當時也是持比較樂觀的態度，雖然不認為這 100% 會發生，但還是覺得政治上有可能會放鬆。
2008 年是個轉捩點。我認為從西藏騷亂1開始，到全球金融危機，大幅影響整個中國的政治環境。第一是民族主義意識增強，第二是對西方經濟和政治的普遍懷疑。之後，我們一方面看到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另一方面中國的老百姓——雖然可能還有一部份人對民主化有需求——越來越多人對中國政治民主化開始持懷疑態度，甚至反感，認為它可能會對他們目前的利益造成威脅。
以後再加上習近平的執政方式，和平演變、政治放鬆的可能性就變成零了。
立：在胡錦濤時代，你對政治放鬆的可能性又是怎麼想的呢？
J：我還是覺得可能性不特別大。因為你還是要考慮，放鬆的話，肯定會有越來越多人，尤其是知識份子，開始探索更加自由的執政發展道路。就是說，你一放鬆，就會有一部份知識分子開始探索政治紅線在哪。
在 2012 年還有一些人認為，習近平可能是另一種領導人，比較開明，願意考慮政治體制改革。他執政以後，很快就有一部份知識分子開始公開要求所謂憲政，於是發生了南方週末的事件2。由此習近平很快就意識到，黨內和黨外的政治壓力確實是對共產黨的威脅。在那以後，沒有人，包括我，期望共產黨會真正地、持久地放鬆政治環境。
立：這就是為甚麼你在特別報告寫道，「習近平 . . . 在國內外公開起弶。而他的前任胡錦濤，早已開始這樣做。(flexes those sinews openly, at home and abroad. His predecessor, Hu Jintao, had already begun this process.)」所以，雖然很多人的看法是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政策才較強硬；但對你來說，胡錦濤時代已經開始了。
J：對。胡錦濤最後三、四年已經開始這個發展趨勢。雖然普遍還是認為，胡錦濤是個比較軟弱的領導，可能較膽怯於對自由派知識分子施加壓力，但其實這（強硬）趨勢已經開始變得明顯。
「它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考慮老百姓需求的政黨」
立：你的分析似乎建制於一種假設，就是整個共產黨的主要目標就是維持現在的地位。這和歷史上很多政黨都不同。就算是蘇共，他們也很重視意識形態，例如怎麼把共產主義帶到世界各地；而在你的分析，中共幾乎是唯一的目標，就是怎麼讓自己生存下去。
J：這是最重要的目標，但不是唯一。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滿足最大多數，尤其是城市居民有關經濟增長和改善的需求。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考慮老百姓需求的政黨。
至於你說意識形態的對外宣傳，我覺得這並不重要。中國在國外最大願望是創造一個不批評共產黨的政治環境，而不是要西方國家變成習近平思想社會。他們知道我們對共產主義非常反感，這是不能改變的。但最起碼，他們要西方接受共產黨、不批評共產黨，這確實和蘇聯不一樣，蘇聯是想把其他國家共產主義化。
立：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從蘇聯借過來的。是哪個時間點、什麼原因，讓中國共產黨失去意識形態的堅持，變成單純是你在特別報告中形容的「實用主義」？
J：那顯然是毛澤東時代各種各樣政策的失敗。經濟崩潰、大規模饑荒、文化大革命的動亂，甚至接近內戰，全是失敗的。所以以後只能完全改變，放棄一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的核心理論。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內容就是這樣。雖然他沒公開講，但意思就是放棄馬克思主義，讓中國按照現實經濟需求改革，而不考慮思想。
「現在香港政治環境迅速變化，那是當時沒有人想到、或者是不敢想的」
立：接下來想與你談談香港。我知道你總共在香港待了三、四年？
J：84 年來香港，85 年走；95 年回來，然後一直到 98 年，差不多三、四年吧。
立：你在香港有什麼回憶嗎？記得那時候香港是什麼樣子？
J：我 95 年來香港，是為報道英國撤走、97 年回歸的新聞。
當時印象很深的是，好多香港公民還是對六四有深刻印象，對共產黨持懷疑態度。然而 97 年 7 月 1 日後，其實政治環境變化不特別大。就是說，批評政府（的聲音）還是有的，比較自由的媒體還是有的，民主派人士還是沒有受到明顯政治壓力。雖然民主化還沒開始加快，但實際上（97 後的香港）和她作為英國殖民地，政治環境可以說差不多。
所以，現在香港政治環境迅速變化，那是當時沒有人想到、或者是不敢想的。那時候沒人想到，這麼快的時間內（中共）把香港的政治環境推倒。
所以，最近這一年在香港看到的，也是一種提醒，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如果面臨它認為是致命的危險，它會採取最嚴厲的措施來鎮壓。它沒有動用武力，但它用法律，保持它對香港行使主權的能力。它的反應跟 89 年相比，儘管方式不同，但思維方式相似。
「有可能共產黨認為，現在它（對香港）採取的措施完全是對的」
立：對於香港在中國的角色，有兩種看法。一種覺得香港作為中國對外門戶，甚至中國官員放存款的地方，還是有很重要的地位；另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很多城市已經發展起來，如上海、深圳等，其實香港已經可有可無，把她壓死也可以。你怎麼看？
回：我還是認為香港的經濟作用非常重要，就因為你剛才講的那些原因。中國和世界經濟往來，香港的作用非常大。中國肯定認識到這一點，只是最重要的還是政治。如果共產黨覺得香港動亂控制不住，那麼最重要的還是把社會穩定下來，哪怕它採取的措施可能會造成一些商人的擔心。
然後，中國可能意識到，國家安全法實行以後，其實國際跨國公司沒撤走。可能有一部分認為現在動亂沒有了，生意更好做。所以有可能共產黨認為，現在它採取的措施完全是對的。兩個目標都達成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立：西方有個講法是企業通常不喜歡政治變化難測，中國的「人治」會影響外資興趣。但現在我們的確看到，國安法推動之後，挺多公司比如匯豐銀行，反而增強在香港的業務。
「他們（中共）可能沒有完全考慮西方國家對中國最近幾年的反感，也是特別大」
J：我想共產黨早就意識到，西方民主自由制度有點矛盾。就是說，大家對民主和自由非常關心，但經濟基礎上關心的卻不是這些，而是利潤。
9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加快，雖然當時很多西方政府還是經常提到六四鎮壓，要求中國釋放異見人士等，但西方公司不考慮這個，只考慮中國市場規模大，賺錢機會多。所以現在跨國公司在香港的行為，可能不是他們沒想到的。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完全考慮西方國家對中國最近幾年的反感，也是特別大﹕走向保守、走向民族主義、鎮壓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新疆大規模鎮壓維吾爾族……不像 90 年代初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可能發生和平演變，現在這種人很少了，所以（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強硬得多。對中國共產黨的懷疑，現在是西方一種主流思想，而且很有可能是持久的。我覺得他們可能沒有完全掌握這一點。
立：你的特別報告最後一個部分講未來展望。很多人分析說習近平下台，進行權力交替的時候，因為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可能會出現動亂。你怎麼評估共產黨往後的發展？
J：我認為這種分析是有根據的。每次面臨政治權力交接，從毛澤東到華國鋒，從華國鋒到鄧小平，鄧小平第一個接班人胡耀邦被推倒，趙紫陽在 1989 年遇到同樣情況 . . . 這不止是黨內鬥爭，也是社會穩定、政治制度可持續性的問題。從 1949 年到現在，可以說只發生過一次比較穩定的政治權力交接，就是從江澤民到胡錦濤，而這也不是完全順利，江澤民還是把軍委主席一職保留了兩年，這意味他自己也不太信任政治權力交接，或者他不願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力。然後 2012 年就發生了薄熙來、周永康和習近平的鬥爭。
這是共產黨最大的問題﹕作為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政治權力交接是個他們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而且，習近平看起來完全不願意放棄政治權力。很有可能明年的二十大以後，他還會執政起碼五年，甚至是更長時間。到現在，我們還看不到有什麼接班人。所以，如果因為什麼意外原因，例如身體原因或黨內政治原因，他必須退休，甚至是個人遇難，那中國的政治很可能會面臨動蕩。
我覺得，在他經常提到的風險當中，這可能、甚至肯定是最大的風險。如果黨內能團結，其他的風險都能控制。但如果發生分裂，就非常難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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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生於 2008 年。當時部分藏族人士為記念 1959 年武裝起義 49 周年而舉行示威抗議，後來演變成族群衝突，造成 18 名平民死亡。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聲稱，此次騷亂是由分離主義分子挑撥，由達賴喇嘛「有組織、有蓄謀、精心策劃和煽動起來的」。達賴喇嘛對此予以否認，說此次騷亂是由藏人廣泛不滿引起。自此以後，中國政府在全藏展開愛國教育運動，並增派工作組人員和駐軍。
[2]﹕指 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當時《南方周末》工作人員稱，因受中共宣傳部壓力，大幅刪改新年特刊中的新年致辭等內容，因而產生數個常識性錯誤。事件引發《南方周末》採編人員抗議，亦引發全球媒體關注中國審查制度及新聞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