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蒙兆達】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上世紀曾以政治掛帥的建制工會，今日卻批評新工會運動「將勞工議題政治化」。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回顧六七暴動的社會根源，及其後親共工會放棄了政治鬥爭路線、港英政府刻意將勞資關係去政治化的歷史，以理解 70 年代起的香港獨立工運，為何以爭取勞權的務實路線為主導。
作者提出，工會雖應在組織上維持獨立性，但毋須在政治立場上保持獨立；新工會運動以深刻的政治覺醒為基礎，且具有開放與平等的橫向組織型態，可為進步的政治工會主義帶來全新可能。作者預視，工運將更直接地對抗國家暴力對職場的日益介入。
電影《中英街1號》交錯了兩個時空，講述兩代年青人投身政治運動的情懷。由 1967 年到當下的民主抗爭，兩個政治舞台背景雖然變換了，當中的角色和情節卻是如此相似；歷史，仿似是同一曲子不斷重複的變奏。
歷史的重複和變奏
這些歷史的重複和變奏，同樣發生在 1967 年與 2019 年兩個年代的工會運動。在 1967 年曾經以政治掛帥的建制工會，今天的領導卻嚴厲批評新工會運動，指責他們「令工會變質」、「將勞工議題政治化」及「關注政治訴求多於行業的勞工議題」等，好像對於這些人來說，過往建制工會投身政治鬥爭的歷史，已通通變成沒有價值的虛無。
是的，如果歷史只是一個隨時轉換佈景的舞台，舞台轉換了，由英國殖民地政府變成「回歸祖國母體」的香港特區，舞台上人物的對白和思想都通通要改寫。但是，歷史不只是舞台，各式人物也非純粹依照劇本演出的角色，而是有份參與締造歷史、創造屬於自己的劇本。
很多當年政治頭腦發熱的年青工運份子，今天回首，可能悔恨當初被政權利用和犧牲。但歷史總不能抹煞的是，當年工人階級挺身反抗殖民地政府的高壓管治，並非單單是被中共政權煽動或民族主義思想驅使，而是確實有其形成暴動的社會根源。
六七暴動的社會根源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香港正搭上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列車，製造了大量工廠工人階級，但他們生活和工作的條件極之惡劣，每日十多小時如機器一般不停工作，收入卻不得溫飽，即使發動工業行動作出反抗，僱主也可隨時召喚大批防暴警察闖入工廠，毆打、驅散集會工人，及將帶頭分子拘捕和檢控。
當年香港社會未有福利和房屋等再分配政策，規範勞工市場的法例亦不存在，可以說處於資本主義的原始剝削階段。
因此當時工會組織以「港英殖民主義」作鬥爭對象，並響應中國大陸以左翼意識型態批判資本主義的害處，視之為剝削的制度根源，確有其客觀的社會條件。
但是，六七暴動的發展卻也實實在在反映了工會從屬於政權的極大禍害，工人運動淪為中共政權的棋子，暴力行為在政權指揮下逐步失控，甚至傷及眾多無辜生命，令社會輿論由同情變為厭惡。
舊政治工會主義的沒落和瓦解
自六七暴動以後，香港社會彌漫了對「政治」的恐懼，「政治」很容易被聯想為「政權／政黨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不同政治流派的對立意識型態（如共產主義 v.s 資本主義）。市民普遍認為工會不應與政治扯上關係，或者說，工會縱使要去關心社會，亦應該先以爭取勞工權益為本務。
隨著中國大陸的政治方針轉變，工聯會自六七暴動後亦徹底放棄了以往的政治鬥爭路線，甚至連職場勞資糾紛也甚少介入，轉而以提供文娛康體為主要工作。
1984 年中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正式宣佈香港進入過渡期，工聯會更加傾向非政治化的路線，並刻意以此抗衡香港市民日益高漲的政治訴求。最明顯的例子是 1988 年香港民間團體上街爭取「88 直選」（即在 1988 年立法局選舉引入直接選舉議席），工聯會卻以「要飯票、不要選票」作回應，以「社會繁榮安定」壓倒「政治改革」。
在這背景之下，於六七暴動以後興起的自主工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社會當年對於政治工會主義的不滿，與及親政權工會退場後留下的空白。
因此，於七十年代興起的香港自主工運，從一開始便銳意要擺脫以往工會從屬於政黨／政權的取向，由此亦潛藏著對政治意識型態的抗拒，傾向以爭取勞工權益的務實路線為主導。踏入八十年代，當年以壓力團體方式運作的工運組織，也有積極提倡勞工法例改革，與及於八十年代末期開始參與爭取民主政制改革，但始終未有如以往的政治工會主義一般，提出針對整個現存社會體制的批判，並以另一種社會制度作為社會未來的想像。
香港勞資關係的非政治化
舊政治工會主義的衰落，亦與港英政府的管治政策轉變密切相關。六七暴動以後，港英政府銳意推行社會改革，處理勞資關係亦傾向以非政治化的懷柔主義作手段。國家機器盡量遠離職場發生的勞資衝突，以「不干預主義」的意識型態作管治哲學。於是，香港的大多數勞資矛盾，即使形成激烈的集體抗爭，亦沒有演化成勞工與政府之間的直接政治衝突。
政府在勞資關係表面上的中立立場，只是假借「不干預主義」的措辭，任由資本家壓榨勞工而不作保障，但卻成功地淡化了國家與資本勾結的暴力本質。相對於台灣、南韓等地方，在軍政府管治時期，以國家鎮壓機器直接介入職場勞資關係的做法，在同時期的香港卻未有出現，因此亦未見呈現工運激進化的政治反抗。
自從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整體香港社會經歷了一場抵抗國家暴力的政治覺醒運動，赤裸裸地暴露了國家暴力從各個層面（不論在立法、司法及行政權力）帶來的威脅，頓時令以往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習慣的一套「虛假自由主義」徹底破產。
基進的政治工會主義
回顧舊政治工會主義在香港如何由興盛走向衰落，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反思新工會運動在香港出現的歷史脈絡，從而構思一種基進政治工會主義的可能性。
工聯會受中共政權操控的本質，在六七暴動期間表露無遺，淪為「為黨的利益服務」的工具。可以說，工人與政黨的利益出現矛盾時，黨的利益必然凌駕於工人利益。但這種對於工會淪為政治工具的批評，是否足以全盤否定政治工會主義，卻是值得商榷。
這種對於政治工會主義的批評，往往忽略了政治工會主義的不同型態和可能性。托洛斯基（Trotsky）便曾指出，工會在組織上要維持獨立性，並不等同於政治立場也要獨立。作為民主的工會組織，自然不應該受外在政治勢力操縱，但並不因此要排除工會主動去支持某一特定階級或政黨發動的政治抗爭。
這亦是香港新、舊政治工會主義本質上最大的不同之處。以工聯會為首的建制工會組織，從組織聯繫上從屬於中國共產黨，由「反英抗暴」、「支持安定繁榮」到「愛國愛港」，根本不存在獨立的自由意志，只能是依附於政權的工具。
但在反送中運動下興起的新工會運動，大部份參與者都是經歷了深刻的政治意識覺醒，以達致「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為他們成立工會的共同目標，並希望以成立工會發動「大三罷」作為他們的爭取手段。可以說，新工會運動屬於民主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塑造運動身份認同的共同敵人首先並非「資本家」或「階級敵人」，而恰恰是反民主的政治獨裁者。
再者，從一開始，這場運動便有著「反大台」的傾向，拒絕盲目聽從由上而下的指令、強調群眾由下而上的自發參與。傳統工會組織受既有架構和決議程序的限制，往往機動性和靈活性較低，亦容易出現官僚化的弊端。新工會卻借助社交媒體的協助，於網絡建立群組結聚志同道合的同行業者，有利於發展一種更開放及平等參與的橫向型組織型態。
在這背景下產生的工會運動，其所強調「政治」的優先性，從意識上已超越了以往「黨派或政權之間的權力鬥爭」，也不是泛泛而談「政治乃眾人之事」、「政治與我們生活密不可分」，而是直接指向了「政治壓迫是社會一切壓迫的重要根源（不必是唯一）」，解放社會因此必先以解放政治壓迫作為前提。
勞資關係的再政治化
經歷了反送中運動以後，政權已完全放棄以往在勞資關係上的非政治化策略，國家暴力對職場的干預愈來愈升級。政權透過「空降」主管人員控制傳媒，不同專業人士（記者、教師、公務員、醫護及大學教授等）因「犯禁」而被政治清算。私人企業更明目張膽要求員工不得公開發表個人政治見解（例如限制使用社交媒體或參加公眾集會）。
政權透過資本家在職場施加政治控制，便可以繞過法律框架和政治爭議，以「自由市場」和「商業決定」之名，肅清反抗力量。反過來說，日益猖獗的政治清算，亦為企業提供了藉口，乘機清除工會的集體力量，重整勞資關係。由航空業的例子可見，資本家如何將企業面對的政治威脅和經濟危機，轉化為清除工會力量的手段，由解僱工會主席、施加職場言論限制、以致解除工會集體協議，步步進迫。
可以預見，未來工運抗爭的新型態，將會超越以往勞資關係的界線，正面對抗國家暴力對職場的日益介入，而呈現為一種更直接、更激烈的政治衝突。
結語
自從六七暴動以後，隨著親政權工會集團退出政治鬥爭場域，舊政治工會主義逐步走向沒落，乘勢而起的自主工運卻強調擺脫以往的意識型態束縛，以爭取勞工權益的務實路線為主導。
因 2019 年一場反送中運動而出現的新工會運動，在抵抗政權暴力的民主抗爭中崛起，代表了一種「基進政治工會主義」的出現。有別於舊政治工會主義，新政治工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一部份，以反獨裁、反暴政作為身份認同，與其他不同社會領域的民主化力量合流。隨著國家暴力對職場的干預日益加劇，未來工會運動與政權之間的直接衝突亦必然會更加激烈。
在對抗獨裁政體的民主鬥爭中，基進政治工會主義是否能夠結合經濟和政治鬥爭，並在民主運動之中發展更鮮明的左翼政治路線，我們只有在未知的將來中透過實踐來尋找答案。
作者簡介：蒙兆達（職工盟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