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周四出版最後一份報紙，一百萬份的破紀錄印量被搶購一空，七份一香港人在翻閱報紙的時候，都會讀到社論內的一句：「蘋果死亡，新聞自由是暴政的犧牲品」。
近年，香港新聞自由排名持續創新低。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公佈 2021 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從十年前的第 34 名跌至目前的第 80 名。今天，「蘋果死亡」也許意味香港的新聞自由走進更岌岌可危的境地。
回顧《蘋果》自 1995 年創刊至今，其市場主導的「蘋果化」報導方式，曾引起同業爭相仿效，同時亦備受爭議。 2006 年出版《蘋果掉下來 — 香港報業「蘋果化」現象研究》一書的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在書中分析，「它把精英報的政治評論、民主訴求、高檔文藝和小報的『狗仔隊爆料』、情色腥風新聞、馬經波經共冶一爐」。
在爭議聲中，內部對質素的要求卻是極高，包括不惜工本高薪挖角、「鋤報會」狠批式的記者訓練；而其充足的採訪資源和空間，重視調查報導，對重要議題窮追不捨，一直吸引有志之士入職，發揮第四權監督政府，推動社會進步。
2019年，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本地新聞機構公信力調查顯示，《蘋果》成為唯一公信力評分有所上升的媒體，由三年前的全港報章第五位躍升至第三位。不少分析均指，近年不少傳統媒體被中國資金收購，出現自我審查，只有《蘋果》未受影響。
周四，《蘋果》港聞的最終章「陪港人走逆權之路」這樣道：「記者不怕催淚煙，亦不懼水炮車，只怕真相被蒙蔽，從此遭埋沒。」
這種《蘋果》精神，由第一天到最後，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2021 年 6 月 24 日，《蘋果日報》最後一天發行，大批《蘋果日報》凌晨運抵旺角一個報紙檔。
1995 年 6 月 20 日《蘋果日報》創刊的前半年，資深報人陳輝（化名）與各路傳媒精英加盟《蘋果》編輯團隊。密集式的編採會議上，「肥佬黎」黎智英多番提到要辦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辦一份香港人的報紙‥‥真是虛無飄渺！」陳輝憶述，當時大家都費煞思量，「試版花了半年，一班傳統報人出謀獻策，很多東西都是『撞出來』。」例如版面設計，有說參考外國報紙，頭版一張大相， 一改以往中文報紙的「郵票相」風格，後期又略嫌死版，加入更多美術設計，再用圖畫去解說新聞，沒有人做過，慢慢創出風格。
他說，黎智英自八九民運投身社運，在九七前辦報，一直有個理念：「他好少說理論，只開宗明義要幫香港人說話，他認為，香港人需要的，就是民主自由，這是他去到坐監都堅持的事。」那年，編採方向不斷摸索，「遇到不公義，我們便『砌』；覺得是反民主，我們又『砌』。」
當年創刊 A1 頭條，以「北京秘密揀蟀九人候選」為題，報導「特首跑馬仔」內幕，回歸前談移民、怎樣落實一國兩制；1997 年 7 月 1 日這歷史性一天， 《蘋果》寫著，「一個大時代的開始 — 香港信有明天。」即使蜜月期過後或浮現一些問題，「我們順住潮流去走，感覺讀者需要什麼資訊便做什麼資訊，不像以前做傳統報紙般自以為是。」
蘋果日報創刊號
《蘋果》創刊之初，報頭寫着「每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優惠價只賣兩蚊一份，掀起報紙減價戰；加上其破舊立新的風格，衝擊傳統報紙，如《快報》和《聯合報》相繼被淘汰結業。
「因為《蘋果》出現，當年我無咗《聯合報》份工，然後到了《星島》，年半後被挖角到《蘋果》。」1997 年至 2000 年在《蘋果》擔任首席記者的朱漢強說。
他在職的年頭，可說是《蘋果》最有資源的時代：行內數一數二的高薪，投放在採訪的成本亦高。朱漢強說，當年他加入新成立的特別行動組，該組別主要靠記者自行挖掘題材，或作新聞「追尾」，及出差採訪災難或各種千奇百怪的故事。「我在《蘋果》前後三年，大概出差 36 次，平均每一個月都有出差。有啲只係住『mon 住』一些事情，未必有嘢寫到，但佢哋會長時間咁做。」
好像 1997 年林百欣捲入台灣一宗行賄官員案，特別行動組持續跟進了兩年；朱漢強又曾到智利最南部尋找一位聲稱有特異功能的香港女人，採訪她 49 天不吃不喝，仰天看着太陽發功修補臭氧層，「當時沒有地址詳情，就直接買機票前往當地，最後找到那女人，連續兩星期每日『mon』住佢，後來當地有報紙報導臭氧層縮細了，最後這故仔做咗頭版全版加 A2 一版。」
朱漢強
朱漢強太太蘇美智也是記者，當年亦屬《蘋果》特別行動組，一天時任總編輯葉一堅着她飛到英國採訪時任港督彭定康三個女兒，她在港只聯絡上其中一人，也旋即出發，在當地等待兩星期，才成功撓得訪問，「大家也記得三姊妹離港的情景，這情感連結跟新聞價值有交集，當時只要覺得有新聞價值，或者有市場價值就會去馬。」
他回想，蘋果的破格，不止是具爭議的煽情手法，而是採訪故事的角度和完整性。「在蘋果做記者艱難，我做過一次內部訪談，有蘋果老高層說，在我那個年代，記者每日採訪所有的港聞加突發新聞，真正見報只得一半左右，意思是每日都會有一半的採訪稿被 kill，內部競爭很大，必須要過五關斬六將先會做到蘋果新聞。」
朱漢強說，蘋果記者就是要面對一種掙扎，做故仔要貼地氣，卻可能局限了某些新聞題材，相反，對於一些監督權貴、踢爆醜聞的報道，《蘋果》又可不理會大財團或抽起廣告而堅持做下去，「唔會有呢啲包袱，點都可以做。」
同時間，競爭和訓練令記者變得千錘百煉。他記得在 2000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就同漁護署公佈瀕危黑臉琵鷺在香港過冬的數量破歷年紀錄，但當日的新聞照片只能捕捉十數隻黑臉琵鷺，於是連續幾天派攝影記者前往捕捉群鳥畫面；文字記者亦每天致電漁護署更新黑臉琵鷺的最新數字，發現數量不斷突破記錄。
「結果那次新聞照片和數字也做到獨家。這其實好多記者都做到，新聞本來應該要咁追，並不是止於當下。我覺得自豪，因為我哋做到有質素嘅新聞，同樣的起步點，《蘋果》就係發揮到綜合能力，質量會有所不同。」
黑臉琵鷺上《蘋果》頭版（受訪者提供）
既投入大量資源於編採工作，《蘋果》對記者的要求自然甚高。
朱漢強形容，蘋果記者如在木人巷苦練武功，面對的壓力不是人人能捱得住；高層跟老闆黎智英開會，捱罵更是工作日常，「有人會緊張到胃抽筋」。
他所指的，就是每天舉行「鋤報會」，檢討即日見報的新聞：哪些標題起得不夠好、那些報導角度不足夠等。李怡在《蘋果》最後一篇專欄文章亦述及：「黎智英以製衣業成功商人的背景進軍傳媒……但他沒有完全相信手下的編報經驗，而是每天開『鋤報會』，各高層參加，也選些讀者出席，對每一版的每篇報導、標題和每篇文章批評，不留餘地。他說過，報紙是辦給讀者看的，報紙只有一個老闆，廣告客戶不是老闆，管理層不是老闆，只有讀者是老闆。」
「我們有時會錯，以前老闆常說，做新聞要謙卑，肯認錯，就可以不斷修正和進步，係蘋果其中一個精神。」在蘋果當過十數年港聞記者的林志勤（化名）說。
他約於 2000 年加入蘋果日報，當時上層對記者的要求是快手、機動、熟悉新聞；此外，更特別訓練一些 A1 頭版的通才記者，不論是國際突發、外地災難、港聞政策的報導、都要求記者能即時處理。「追啲爆的 Point、寫到一啲好睇的 A1 稿，要有多角度，譬如一版有三篇稿，你點樣去拆稿、點樣去做 infographic、做表、講到入面有咩內容，你都要反應快、有全局的判斷。」
他說出差的挑戰性亦極高，例如去到災難現場，考驗臨場反應、解決困難的能力、怎樣去找蛛絲馬跡等，「總之要好機動，你可以今日做 A1，聽日就做街訪，係一個『乜嘢都要你做到』嘅狀態，你先可以生存。」他有時也會妥協，「無聊的報導照去寫、照去做」，因為《蘋果》有着令記者着迷的地方，「從不會政治審查，那種 control 只係一個 quality control，有無人睇，angle 夠唔夠爆，故仔唔掂就 kill，或唔畀好嘅版面。」
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審閱最後一日的《蘋果日報》。攝影：Fred Cheung
當時他的終極目標是去說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例如以讀者有共鳴的角度作切入，報導做到容易入口入屋，他形容這是「靠一支筆救新聞」。這個平台也可推動社會進步，記者有自己的 agenda setting，打議題分短期和長期，譬如關注貧窮、最低工資、平反六四，不是一年做完就不用接續去做，而是逐年鍥而不捨發掘新聞角度。
「如果做到六四、七一的頭版係一個 honour（榮譽），我要點樣令人記得六四呢件事；七一係一個公民社會的動員力量，要話畀人聽個施政有咩問題、有咩問題未解決。還有做反對警權、放蛇執法不公、點解收地政策會傾斜於居民等等，都係一版一版咁去做，去令公眾 aware 問題。」
他說，當年的總編輯張劍虹重視調查採訪，突發和靜態港聞都加設調查組，2010 年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蘋果》用打大議題的做法，跨組別合作，全方位地進行採訪：調查高鐵走線、採訪菜園村村民故事、看環評報告揭發古洞地下有砒霜和富豪霸地等，「就是這樣查來查去，揭發出陳茂波囤地醜聞。」
「陳茂波囤地醜聞」所指是《蘋果》2016 年揭發接任發展局局長的陳茂波與其妻經營劏房、其妻的家族公司在新界東北囤積農地1.8萬呎的問題。
留守到蘋果最後一天的偵查記者張劍峰（化名）回憶，「那時我們不是特別想查陳茂波。那時想地毯式去看新界東北的業權分怖，想看看長實佔多少、新鴻基佔多少，只是在地毯式過程中發現陳茂波的幾塊地。」
最後立法會通過無約束力議案要求陳茂波辭職，但他沒有聽從，「他還可以做到財爺反映香港政府問責態度的轉變。」張劍峰說。
陳茂波
在他心目中，最深刻的偵查報導，是 2003 年揭發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節省共 19 萬元稅款，梁被踢爆後辭職下台。「當時確立了官員犯錯要下台的公眾預期。」可他沒料到，隨著政治環境惡化，作為偵查記者，他無法繼續擔當監察權貴的角色 — 這本是他入職初衷。
「如種票，我們是前後三次做過種票報導，改變了整個選民註冊制度。其實是選舉事務處沒有處理到的問題，由我們揭發， 一屋七姓第一次；第二次是建制派議員用禮物吸引選民調區註冊；第三次是突然一堆人成為了 IT 界選民，都在我們報導後才落案。」
還有 2018 年沙中綫工程被揭一系列醜聞，包括紅磡站剪鋼筋、土瓜灣站及會展站在工程期間周邊多幢樓宇及監測點沉降超標，港鐵及承建商都未有按規定停工，「很多時港鐵和政府都會抵賴，說我們的報導誇張，但往往問題愈揭愈多。」經連串報導，政府最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指港鐵及承建商禮頓要為嚴重失誤負責。
他形容，蘋果偵查組的資源算是全行最多，例如查冊，一份一份的去找線索，一篇報導動輒也花上數千元。
「這裡也沒有不可做的故仔，最重要你過到新聞標準，從沒有做到一半被叫停的調查。」張劍峰更記得，正被還押的總編輯羅偉光對偵查組特別上心，不時以 WhatsApp 短訊鼓勵同事。
「回想起來，這段時間的工作，我是對得住『偵查報導』四隻字。只覺得（蘋果結業）令香港傳媒放在偵查報道的資源就沒有了一大塊，十分可惜。」他亦認為，現在傳媒經營艱難，很難吸納這群《《蘋果》記者，「有些同事會轉行，記者的經驗技術就流失。」
資料圖片：港鐵沙中綫紅磡站地盤（攝於2019年2月）
今年 5 月底，何俊仁因 10.1 集結案剛被還押，那時其孫兒畫了一幅畫給何俊仁，信件卻被懲教署扣留很久。直到最後，何俊仁能看到孫兒的畫，只因《蘋果》刊登了。
那篇報導是由政治版的記者負責。
「我最大的遺憾是，當沒有《蘋果》，在囚的政治犯就再沒法接收跟他們理念相近的新聞資訊。」政治記者麥兆榮（化名）說，「原來我做正常採訪，政權已經覺得我在危害國家安全，想要拉我了。」記者是麥兆榮的志業，大學時期曾經歷 2003 及 2004 年七一大遊行，目睹萬人空巷表達訴求的景象，他立下目標要做一份能令香港變得更好的工作，當記者是一個方法。
結果畢業後，他先跑到一間歷史悠久的報館當政治記者，就同一議題，報館採訪方針需要他訪問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平衡報道，「等於各打五十大板，交給讀者自行判斷。這是很懶也很僵化的做法，令報導出到來模棱兩可，唔知為乜。」
2004 年七一《蘋果》
一年多後，他被挖角到《蘋果》政治組，一做十多年。「個人比較認同《蘋果》的方針，正如經歷過那兩場遊行，為何那麼人上街？是因為制度很不公平嘛，這裡的定位是真正代表到香港人或弱勢的聲音。」
例如報導大型社會運動，不只是政治組記者的工作，報館會總動員出動，記錄香港人聲音，「好像每年做六四、七一，香港人好似跟老朋友聚舊，而《蘋果》就是記錄這聚舊。」六四集會，他會在維園「守門口」，現場播《自由花》、燃點燭光，都是公民社會重要的部份；每年七一，或陽光普照或狂風暴雨，望見人群持續湧入維園，他就會慶幸在《蘋果》工作。「不是說我們成功煽動香港人 — 這說法很貶低香港人智商 — 在香港生活多年，哪有那麼容易煽動到別人在街上做啲嘢？不可能。」
都是年代久遠的日子了。國安法後，政治版的採訪工作，亦因逼切的風險而收窄，一些國際組織的集會或制裁，他們會很小心報導，甚至不作報導。「不知紅線在哪，怕令同事誤墮法網。」至近月，不少同事因風險問題相繼辭職，他接手出席編採會議，總編輯羅偉光經常鞭策同事說，「喂，其實你可以再問到啲人呀」、「這故事你可用這角度」、「多做幾個專訪讓報導更立體」等；而羅偉光被捕後，會議性質變了，「各組報有咩新聞，講完各自埋位做嘢。」
警員翻查記者電腦（圖片由《蘋果日報》提供）
這段日子，同事間一直有流傳，七一前警方會前來搜捕《蘋果》幾百記者。「同事最初不信，得啖笑，但到羅偉光和張劍虹被拘捕，記者電腦被收去，大家會發現原來真係可以亂咁嚟喎，真係會驚。」
而問題是，他不清楚國安法的紅線怎樣劃出來。曾有記者盡責地問林鄭月娥，怎為之犯國安法？特首卻說「你看法庭怎判，就知道界線在哪了。」「問題是，那很大代價嘛，當我知道的時候，已經要坐監了。」
麥兆榮的太太很擔心他，但一直沒有叫他即刻辭職。「但她會很怕我被拉，會睡不好，也要確保每晚都要關好鐵閘 。那時 47 人案，拉人都是清晨六七時，拍門撬門，我純粹諗，若關好門，至少可以有多幾秒穿好件衫。她也幫我諗，要裝閉路電視嗎？若到時用手機拍下被捕過程，差人又會話阻差辦公、不淮拍。她會替我 prepare for the worst。」
如今《蘋果》到了終章，他亦離職，但恐懼仍是如影隨形。他的太太更怕得會無端地哭。「她這兩天不停叫我快些離開香港，『我好怕你被人拉呀，去邊都好，至少都好過監獄或還押所呀』。」
這恐懼，就像在他頭上懸着一把刀，沒法隨着《蘋果》終結而終結。「太太覺得我日後仍有被捕風險，亦感到香港已不能生活下去，雖然我沒那麼恐懼，但已經決定計劃離港，短期內先找一份工作。」
他想找的工作，仍是當一個記者。
一名《蘋果日報》攝影記者在大樓外採訪。攝影：PW
撰文｜蕭曉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