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間，政府對於種種倒行逆施舉動，基本上只得一個套路回應，就是「依法辦事」。
這才是最可怕地方。政權已近乎將法律和道德脫鈎，再不合理的事情，也透過「法律」來包裝和執行。國安法便是最好例子。
雖然在某些議題如同性戀權益、生物科技等，法例的確不容易取得社會大多數人共識，但文明社會總會努力將落差減低，而不是任由擴大。當法律執行與社會道德期望差距太大，規範的公信力便逐漸失去。這問題在梁振英年代已經浮現，現在林鄭月娥更將它發揚光大。
政府曾說，修訂逃犯條例是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結果修例沒完成，香港不見得因此逃犯處處；反而是國安法推出後，多國西方國家先後中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投反對票本是議員的基本權利，但部份參選人倡議否決財政預算迫使政府回應民意，卻可被指責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連最和平表達意見的初選，政權也可說成「涉嫌干預及操弄選舉」；幾年來真正涉嫌干預選舉的機構，政府卻從不過問。
惡法處處，執法不公。大家不禁會問：這樣的法也要遵守嗎？
政權一再運用法律手段達到專制目的，社會大眾對司法制度的尊重及認可，已經岌岌可危。國安法推行後，國際上表示反對及關注的，多數是法制較健全國家；相反支持的，大多是法治水平相對較低地區。這已經是重大警號。
社會正面對重大規範危機。一些頭腦簡單（或存心不良）的官員/警察，可以簡單說一句「犯法就是犯法」。但當法律已經不受社會大多數人認同時，他們會說「犯法又如何？」
更危險的，是當社會越來越多人不遵守法規時，部份人不一定在乎有關法例是否「惡法」。他們認為在邪惡政權管治下的一切秩序，都無須遵從。又或者，他們會透過違反更多法規，來迫使政權回應政治訴求。
種種一切，都已經是有跡可尋。可惜是政權至今仍不悔改，不肯承認政權管治失敗以及未能回應民意，是這一年社會動盪的根本源頭。
他們仍然只回應一句：「我們會一直依法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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