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被新文革批鬥文化弄到人心惶惶之時，原來今年正好是文革爆發 55 周年。於 1966 年 5 月 16 日，在康生與陳伯達的起草及毛澤東的修改下，中共中央在黨內發佈了後來被稱為《五一六通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宣示文化大革命正式進行。
其實文革最初的構想只是侷限於文藝界，在整肅文藝界確保文藝界為中共政治服務。在《五一六通知》發佈前的 1964 年，毛澤東曾下令籌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統籌文藝界的整頓，只是後來毛澤東認為這五人並未有如其所想般發動文革，故在《五一六通知》中撤銷他們的職務，讓四人幫上位。當時的五人包括擔任組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長彭真、副組長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宣部及文化部部長陸定一、主管情報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兼文化部副部長周揚，以及中宣部副部長兼新華社社長及《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只是，五人小組成立一年以來，主要仍是研究推行文革的可行性，未有推出實際政策，在 1966 年二月時，還提出了《二月提綱》，反對在文藝界以政治理論干預學術。雖然《二月提綱》得到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政治局常委們同意發佈，但因與毛澤東想進行文革截然不同，故雖然他已辭任國家主席一職，但利用他作為中共黨主席及中央軍委主席的權力，串通江青與當時五人小組內的康生，凌駕劉少奇的職權推翻《二月提綱》，批評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擁權自重，後來更在 5 月 16 日以《五一六通知》撤去五人小組，自己親自操刀與四人幫組成「中央文革小組」推動文革，五人小組中只有與毛澤東合謀的康生留下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當時五人小組除康生外的四名成員，連同批准發佈《二月提綱》的劉少奇，皆遭到毛澤東與四人幫的猛烈批鬥。他們主導的中宣部被指是「閻王殿」，彭真等四人是「閻王」，而北京市委則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故他們需要被打倒，北京市委甚至應當解散。擔當「二五仔」背後捅刀的中共情報頭子康生，則刻意營造置身事外的形象，說成是被小組另外四人排擠在討論外，各種重大討論都未有找康生一起討論，使康生免於承擔發表《二月提綱》的責任。《五一六通知》發表後，五人小組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由負責撰寫《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擔任組長，由於中央文革小組是由毛澤東幕後指揮及囊括了好些政治局常委擔任成員，故成為了與國務院及中央辦公廳平起平坐的實權機構。此後，除康生外的四名五人小組成員皆被撤職查辦，鎯鐺入獄，劉少奇更是活不過文革，在被下放開封以免其影響政局時病重離世，死後還只能用假名秘密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場。本應負責中共思想宣傳及輿情控制的中宣部被軍事接管解散重組，文化部直接被撤銷，執掌首都行政大權的北京市委也被整個解散，改由歸中央文革小組管轄的北京革命委員會接管北京政務。這些被解散的部門，要到後來文革亂象頻生，才得以重組恢復職能。
中共取態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的急劇轉變，使得當時整個中共嚴重左傾，一眾官員眼見一眾中央高官因被指責反革命而落馬，皆變得惶惶不安，只能「寧左勿右」紛紛表忠，凡事以意識形態主導，不再理會如此左傾會帶來多少傷害。只是，在批鬥之風興起下，不少中央與地方官員也被一眾更為激進的紅衛兵視為腐朽的官員，紛紛被批鬥下台，就連於文革開始後以《五一八講話》防止政變穩定局勢有功的林彪，也被指謀劃政變奪權而在出逃蒙古時墜機身亡，從此落得反革命頭子的惡名。文革的爆發，使得政府行政架構被嚴重破壞，改由只懂批鬥不懂行政的各路人馬試圖掌權，使得朝政崩壞，文鬥武鬥無日無之，數百萬人因文革而亡，有推斷死亡人數甚至達二千萬。整場文革，要到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拉下台才於 1976 年告終，只是十年間所造成的實物與文化制度的破壞，影響了中國多年。
本來，中國政府已對文革定性為內亂，視之為醜劣的黑歷史，但在今天左傾風潮中，不少人仍重複意式形態凌駕一切的弊病，重現文革時代的批鬥之風。不只是北京有些極左團體想公開紀念文革，就連五四運動的升旗禮也把文革爆發的旗幟樹起，各路建制人士為求奪權，在批鬥民主派人士時也批鬥政府內的技術官僚，成為別人口中的「忠誠廢物」仍不自知。究竟新文革會使得整個中國以及受中國控制的香港與澳門變得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作者 Facebook Page: 李伯第之鐘 Li Berty B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