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的確非常適用於批判中華民族。但必須更進一步理解背後的脈絡。據在下淺薄之極的學識，新清史學說是有賴民族主義的建構論。
我們援引新清史時，可以始終如一地秉持建構論，反對的話也可一以貫之地支持本質論或調和論。
但在下頗有留保的，是一種隨心所欲的援用：當新清史學說有助拆解中華民族時，就強調「中華民族」不過是漢族大一統主義者的「建構」。
但其他時候要去指責中國人有「小農 DNA」等「劣根性」時，就突然轉向強調中國民族有其「本質」。
民族主義當然也有綜合的調和論（既有建構也有本質），但背後自有圓融的理論，一視同仁地解釋所有民族。而非因時制宜，合心意時就倒向建構論；有需要時就跳向本質論。
民族性來自建構的典型例子，是當英國人民在內戰後將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法國正好由「朕即國家」的「太陽王」路易十四統治。
所以當時國際對兩國的「民族性」評價，與當下完全相反：英國是世上最激進的民族，法國民族則保守地接受君主專政。
大家都清楚後來的轉折。法國因為大革命而變天，英國則在憲章運動下較和平地轉向君主立憲。所以世人對「民族性」的判斷，其實並非必然，往往是由於歷史際遇。
在下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從來傾向建構論。斯科特《不受統治的藝術》便是主張建構論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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