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32载画句号:一种民主爱国理念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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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 月 13 日,香港联盟主席司徒华手持新书《中国六四真相》。(美联社)

【2021年09月25日讯】2021年夏天,70岁的麦海华看着自己奋斗了半辈子的阵地,节节退败,分崩离析。

自1989年加入支联会以来,32年来他不曾离开这个组织。他出身社工,相信人的权利,相信循序渐进的转变,和大部分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一样,他曾被嘲笑迂腐、左胶或死板,但眼下争论似乎已经显得可笑。

和面对政治清算的大部分香港公民团体与政治组织一样,支联会一度以退为守。今年六四,遭警方拒绝批准维园烛光集会之后,今年他们曾宣布不发起集会、关闭六四纪念馆、包括麦海华在内的7名常委辞职、遣散全部职员、仅7名常委留守——种种举动,一度希望减低风险,延续组织。但暴风依然呼啸。建制政客以及《大公报》和《文汇报》不曾停止抨击,罪名从最初指摘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违反港区国安法,到全面谴责这组织“反中乱港”,以及他们受“海外势力”扶助,但未指明是何势力。8月底,警方更根据国安法第43条,要求支联会在两周内提交职员名单、会议记录和2014年以来收支。支联会的退守也到此刻为止。

留守的七名常委中,除了一直在狱中的李卓人与何俊仁之外,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其他4名常委先是召开记者会,公开声明警方索要资料的依据不足,不会提供任何资料予警方。5人很快因拒不提交资料遭到警方拘捕。在邹幸彤及支联会的罪名均升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后,已身陷囹圄的她透过法庭自辩、书信多次公开声明,支联会作为六四精神的延续者、六四记忆的守护者,必须在此刻与政权进行一场“光明正大的辩论”,自己不会认罪,亦不后退,更鼓励支联会会员捍卫组织立场,坚持抗争,不要主动解散。其言铮铮,无法力挽狂澜,但应了支联会32年来“守护记忆,战斗到底,直至最后一人”的承诺。

民主的黄金年代

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诞生于1989年5月,香港市民深切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澎湃情绪之中。与“反中”相反,麦海华说,十数个组织当时之所以汇聚一堂,“不分左中右”组成联合会,是一种朴素而强烈的爱国情绪。

“那时候的香港,不分左中右,都走出来支持学生,甚至演艺界在5月26日搞民主歌声献中华,在跑马地搞的,筹了一千多万,打算去支持学生。”麦海华回忆,众人心系大陆人民,又义愤于北京镇压学生,激昂的情绪最终汇聚成一个持续的组织,背后是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

如今,暴风吹倒了一切。香港是否退回了上世纪70年代?麦海华觉得,似曾相识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

“其实八九民运之后,有很多人离开,觉得共产党这样,我们要走了,不能和他们在这里斗下去,但我们这班人选择留下,是因为有盼望,觉得很多事情都要付出,要努力…… ”麦海华回忆。

留在香港做点什么的想法,60年代尾就萌芽了,当时麦海华刚入读新成立的香港佛教书院,读预科。学校刚创校,没有包袱,气氛自由,麦海华什么课都去试听,下课和朋友们一起啃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书。

“我有一班同学,对哲学很有兴趣,殷海光的《怎样判断是非》,黑格尔的《逻辑学》,罗素的《分析哲学》,甚至Open Society and the Enemies,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们都照啃的,”麦海华说,后来大家把目光转移到现实中的家国社会,恰好有同学认识当时在浸会大学历史系教书的南来文人许冠三。

中共建政前后,大批知识分子从中国南迁香港,其中有钱穆和唐君毅等史学家、哲学家,也有当时20多岁的青年余英时、许冠三。 70年代初,许冠三出版月刊《人物与思想》,却因立场批判,不亲近左派,被发行商封杀。麦海华遂和同学们一起帮忙,把杂志搬运到报摊分发,许冠三又给这群中学生开小灶,讲中国近代史。

共产党的发源、反右运动、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 愈发认识中国,麦海华愈关切,他坚信,中国未来要变得更好,制度上一定要民主化,党政要分家,政企要分家,司法要独立,以制约共产党的专权和腐败。

“我们是爱祖国的学生,爱土地和人民,但对政府和政权的做法很有保留,共产党的管治有很多贪污、腐败,政策经常转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麦海华说。中学毕业后,他考上香港大学社工系,在火红年代参选学生会,打败长期当选的国粹派,成为港大第一届反共的学生会会长。

放眼70年代的香港,相似的信念正在不同板块中酝酿。一方面,教会组织结合本地力量,服务贫困基层,改善房屋医疗,一些小区组织开始形成。很多年后因发起占领中环运动而被公众熟悉的牧师朱耀明,当时刚刚投身神职,他20多岁,在被称为香港红灯区的柴湾区每日服务基层。从小失去父母、遍尝困苦的他意识到,要改变贫困不能单靠祈祷,还要真切协助百姓去谋取政策的改变。

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腾飞,教育普及,一些专业人士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开放有了更高要求,司徒华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70年代,作为小学校长,司徒华带领协调一众教师,展开了文凭教师薪酬事件的抗争,与港英政府激烈碰撞,最终取得成功,不久成立香港第一个独立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

70年代的土壤,催生了80年代的百花齐放。面对79年开始的中英谈判,人们开始为香港前途出谋划策。中英谈判没有三角凳,香港市民不能就是否回归而表态,1984年底,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敲定香港以一国两制的安排移交中国,此后香港管治依据《基本法》进行。

但如何撰写97之后的小宪法?北京开放了一定程度的信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时让草委员在港发起《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当时已晋身立法局议员的司徒华、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均被视为爱国民主派,受邀加入草委员,而麦海华则作为社福界代表,加入咨委会。在香港本地,那数年各派人物也积极争取更加直接公平的立法局选举。1986年年底,司徒华、李柱铭等发起“民主政制促进联会委员会”,简称民促会,那是一个由91个不同的社运、压力团体组成的平台,例如朱耀明作为宗教界代表,麦海华作为社福界代表等。

当年11月,民促会召开了著名的高山会议,所有联会团体和300多名《基本法》咨委会成员一同出席,设想香港未来的政制方案。会议表决通过了“一九零方案”,即支持88年立法局选举要有一半议席由直选产生。

很多年后,在个人回忆录《大江东去》中,司徒华忆述当时支持“一九零方案”的人士,就是日后被称为香港“民主派”的始祖,他同时清晰阐述了他“民主回归”的立场:“我对回归的立场非常坚定。第一,在民族立场上,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由于鸦片战争而割让英国,是一个国耻,早应收回香港。第二,百余年来,香港是殖民地,因而远离很多源自中国的灾难;然而,我未能与祖国同胞一起经历,心中有愧。现在回归到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使我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与他们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归。”(自由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