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9月25日讯】2021年夏天，70岁的麦海华看着自己奋斗了半辈子的阵地，节节退败，分崩离析。
自1989年加入支联会以来，32年来他不曾离开这个组织。他出身社工，相信人的权利，相信循序渐进的转变，和大部分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一样，他曾被嘲笑迂腐、左胶或死板，但眼下争论似乎已经显得可笑。
和面对政治清算的大部分香港公民团体与政治组织一样，支联会一度以退为守。今年六四，遭警方拒绝批准维园烛光集会之后，今年他们曾宣布不发起集会、关闭六四纪念馆、包括麦海华在内的7名常委辞职、遣散全部职员、仅7名常委留守——种种举动，一度希望减低风险，延续组织。但暴风依然呼啸。建制政客以及《大公报》和《文汇报》不曾停止抨击，罪名从最初指摘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违反港区国安法，到全面谴责这组织“反中乱港”，以及他们受“海外势力”扶助，但未指明是何势力。8月底，警方更根据国安法第43条，要求支联会在两周内提交职员名单、会议记录和2014年以来收支。支联会的退守也到此刻为止。
留守的七名常委中，除了一直在狱中的李卓人与何俊仁之外，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其他4名常委先是召开记者会，公开声明警方索要资料的依据不足，不会提供任何资料予警方。5人很快因拒不提交资料遭到警方拘捕。在邹幸彤及支联会的罪名均升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后，已身陷囹圄的她透过法庭自辩、书信多次公开声明，支联会作为六四精神的延续者、六四记忆的守护者，必须在此刻与政权进行一场“光明正大的辩论”，自己不会认罪，亦不后退，更鼓励支联会会员捍卫组织立场，坚持抗争，不要主动解散。其言铮铮，无法力挽狂澜，但应了支联会32年来“守护记忆，战斗到底，直至最后一人”的承诺。
民主的黄金年代
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诞生于1989年5月，香港市民深切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澎湃情绪之中。与“反中”相反，麦海华说，十数个组织当时之所以汇聚一堂，“不分左中右”组成联合会，是一种朴素而强烈的爱国情绪。
“那时候的香港，不分左中右，都走出来支持学生，甚至演艺界在5月26日搞民主歌声献中华，在跑马地搞的，筹了一千多万，打算去支持学生。”麦海华回忆，众人心系大陆人民，又义愤于北京镇压学生，激昂的情绪最终汇聚成一个持续的组织，背后是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
如今，暴风吹倒了一切。香港是否退回了上世纪70年代？麦海华觉得，似曾相识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
“其实八九民运之后，有很多人离开，觉得共产党这样，我们要走了，不能和他们在这里斗下去，但我们这班人选择留下，是因为有盼望，觉得很多事情都要付出，要努力…… ”麦海华回忆。
留在香港做点什么的想法，60年代尾就萌芽了，当时麦海华刚入读新成立的香港佛教书院，读预科。学校刚创校，没有包袱，气氛自由，麦海华什么课都去试听，下课和朋友们一起啃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书。
“我有一班同学，对哲学很有兴趣，殷海光的《怎样判断是非》，黑格尔的《逻辑学》，罗素的《分析哲学》，甚至Open Society and the Enemies,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们都照啃的，”麦海华说，后来大家把目光转移到现实中的家国社会，恰好有同学认识当时在浸会大学历史系教书的南来文人许冠三。
中共建政前后，大批知识分子从中国南迁香港，其中有钱穆和唐君毅等史学家、哲学家，也有当时20多岁的青年余英时、许冠三。 70年代初，许冠三出版月刊《人物与思想》，却因立场批判，不亲近左派，被发行商封杀。麦海华遂和同学们一起帮忙，把杂志搬运到报摊分发，许冠三又给这群中学生开小灶，讲中国近代史。
共产党的发源、反右运动、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 愈发认识中国，麦海华愈关切，他坚信，中国未来要变得更好，制度上一定要民主化，党政要分家，政企要分家，司法要独立，以制约共产党的专权和腐败。
“我们是爱祖国的学生，爱土地和人民，但对政府和政权的做法很有保留，共产党的管治有很多贪污、腐败，政策经常转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麦海华说。中学毕业后，他考上香港大学社工系，在火红年代参选学生会，打败长期当选的国粹派，成为港大第一届反共的学生会会长。
放眼70年代的香港，相似的信念正在不同板块中酝酿。一方面，教会组织结合本地力量，服务贫困基层，改善房屋医疗，一些小区组织开始形成。很多年后因发起占领中环运动而被公众熟悉的牧师朱耀明，当时刚刚投身神职，他20多岁，在被称为香港红灯区的柴湾区每日服务基层。从小失去父母、遍尝困苦的他意识到，要改变贫困不能单靠祈祷，还要真切协助百姓去谋取政策的改变。
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腾飞，教育普及，一些专业人士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开放有了更高要求，司徒华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70年代，作为小学校长，司徒华带领协调一众教师，展开了文凭教师薪酬事件的抗争，与港英政府激烈碰撞，最终取得成功，不久成立香港第一个独立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
70年代的土壤，催生了80年代的百花齐放。面对79年开始的中英谈判，人们开始为香港前途出谋划策。中英谈判没有三角凳，香港市民不能就是否回归而表态，1984年底，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敲定香港以一国两制的安排移交中国，此后香港管治依据《基本法》进行。
但如何撰写97之后的小宪法？北京开放了一定程度的信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时让草委员在港发起《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当时已晋身立法局议员的司徒华、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均被视为爱国民主派，受邀加入草委员，而麦海华则作为社福界代表，加入咨委会。在香港本地，那数年各派人物也积极争取更加直接公平的立法局选举。1986年年底，司徒华、李柱铭等发起“民主政制促进联会委员会”，简称民促会，那是一个由91个不同的社运、压力团体组成的平台，例如朱耀明作为宗教界代表，麦海华作为社福界代表等。
当年11月，民促会召开了著名的高山会议，所有联会团体和300多名《基本法》咨委会成员一同出席，设想香港未来的政制方案。会议表决通过了“一九零方案”，即支持88年立法局选举要有一半议席由直选产生。
很多年后，在个人回忆录《大江东去》中，司徒华忆述当时支持“一九零方案”的人士，就是日后被称为香港“民主派”的始祖，他同时清晰阐述了他“民主回归”的立场：“我对回归的立场非常坚定。第一，在民族立场上，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由于鸦片战争而割让英国，是一个国耻，早应收回香港。第二，百余年来，香港是殖民地，因而远离很多源自中国的灾难；然而，我未能与祖国同胞一起经历，心中有愧。现在回归到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使我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与他们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归。”（自由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