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教署拒絕批准胡志偉奔喪，掀起公憤，也勾起我入獄前最深的恐懼。
那時候父親年老體弱，對佔中一事並不理解，因為兒子惹上官非而長嗟短嘆，埋怨我不顧家人、以身犯險。好一段日子我不知如何面對他，便索性避開家門，心裏卻有不少委屈。後來父親病重，我又辭掉了教席去面對審訊，便決定放下執着，盡力陪伴他進出醫院。父子有時牽着手、不發一言，在我腦海裏浮現的，卻是當年父親專注工作時那深鎖的眉頭和閒來為家人做菜時那燦爛的笑容。
佔中案開審，病榻中的父親毫不知情，是因為家人一起封鎖消息，新聞報道時段連電視也關掉。但始終紙是包不着火的，我一直有預感會被判監，心裏面最擔心的是父親如何承受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假如父親一氣之下離世，我難免心存歉疚，還要背負不孝之名。特別是在獄中可能無法奔喪，即使獲得批准，亦要五花大綁，在懲教人員押解下出席，是否會令家人更尷尬難受？
結果父親在我入獄前一個月安然離世，無論是安息禮、殯儀服務、骨灰龕位的工作人員都盡力協助讓我在失去自由之前可陪父親走完最後一段路。仍記得許多民主派朋友都有出席父親喪禮，李柱銘先生更在靈柩前跪下祈禱，感謝父親送給香港一位兒子。家人少有接觸這些政治人物，卻為他們的熱誠所動，甚至思考我爭取民主的意義。
修身齊家要求 無暇顧及公務
其實我一直對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持批判態度，認為華人家庭中的親情交往，雖為成員帶來安全感和情感支援，卻加諸了繁瑣的道德責任。公民社會在中國難以生成，其中原因是綿綿不絕的「修身齊家」要求令人無暇顧及公共事務。而在傳統社會中的鄉村事務是以一種擴大了的家庭倫理去處理 — 同村的是自己人、如同親人般互相保護；住在外村的便是外人，除了官府和士紳出手，沒有甚麼公共倫理可促進合作或排解衝突。孫中山說「中國是一盤散沙」，說的不是互不相干的個人，而是各自為政的家族部落。
家庭責任有如黑洞，「孝順」之名吮取了幾多中國人的精力，卻讓公共生活荒涼凋零。歷代的掌權者深明此道，一面高舉儒家倫理盡耗天下精力於家庭之中；另一面則實行「連坐法」，令緊密的倫理關係變成監督系統、令家庭榮辱成為道德枷鎖。家庭變成「社會控制系統」、暴政的共謀！
雨傘運動期間訪問過一些年輕人，有說在佔領首天接到媽媽幾十個「奪命追魂call」、有說佔領期間最怕的不是警棍，是媽媽的叮嚀。他們說藍絲的爸爸會大發雷霆施壓，但媽媽卻只說擔心他們的安危和個人前途，以最溫柔的方法摧毀他們的抗爭意志。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家庭控制，在今天中國的「社會信用系統」中發揮作用，亦穿越時空加諸在香港新生代身上。
胡志偉最終獲法庭批准短暫保釋。在傳媒報道中，見他一臉愁容，匆匆與先父告別便重返監獄。他內心的悲慟和歉疚，不難想像。那天我沒出席喪禮，是因為要與一些「反送中運動」被關押人士的家人聚會，講解獄中情況和家人的支援角色。
有參加者整個晚上都是眼含淚水、一言不發；有家長在探監時發現孩子變得異常沉默，擔心他遭受虐待；有家人憂慮兒子出獄後受到歧視，被人嘲笑為「監躉」。最深印象的是一位鄉音未改的爸爸，說兒子是為了公義走上街頭，希望他帶着正面的態度去面對牢獄之災，出來的時候成為更好的人。他說：「我始終支持這個兒子！」
志偉，我相信你父親在天之靈，亦會說出同樣的話。
原刊於《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