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攝
當世界變得太荒謬，一些原本清楚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
跑法庭的記者每晚更新明天「菜單」，列出全港不同法院審訊的案件，「東區」「沙田」「觀塘」都是法院的稱呼，外加時間，案情。
由於一間傳媒的記者人手有限，基本上只能挑選較有新聞價值的案件來聽審。而昨天晚上夾雜在眾多反修例襲警案和暴動案之中，有一件案件：「粉嶺一庭 1200 新案提堂」，被告就是《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
記者變被告，不是第一宗，也不會是最後一宗。但這宗的標誌性意義是，被拘捕的是一名資深記者，她所「犯的法」就是幾十年來偵查記者必定會使用的工具：車牌查冊。
不過，因為政府相關申請表在去年 10 月修改了，可供申請者按下剔的選項，取消了可以自行填寫「新聞採訪」的「其他」空格，變成只有「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三個選項。「新聞採訪」並未在選項之中。蔡玉玲因而被控告「虛假陳述」。
事件震驚香港新聞界。蔡玉玲因為「公眾之事」被拘捕，被控告，被帶上法庭受審。今日中午，距離開庭一個多小時，全港新聞界的友好，都抽空到粉嶺法院。大家知道，法庭坐位有限。想入去法庭，要早一點到。
法庭的聽審座位，分三類派發。第一類是「家屬位」，讓每名被告人幾位家人可以入內；第二類是「記者位」，讓傳媒派代表採訪；第三類是「市民位」，讓普羅大眾入內旁聽，也是法院透明度的一種。少年庭就不設公眾旁聽席，保障未成年人私隱。
以往轟動大案，例如佔中九子受審，由於記者席有限，記者有時也要跟熱心市民早於開庭前四至五個小時，例如凌晨三點到法庭外輪候排隊。記者無奈地跟市民搶位坐。
但今次就是不同，到來的熱心市民不是太多。法院方面雖然早有預備，除了原來審訊的法庭，還加開了另一個法庭，做現場直播，但始終受限於疫情，部份座位要封起來以拉遠社交距離，座位更加減少了。
法庭職員「照慣例」安排門票派發，開了一條「記者隊」，一條「市民隊」。但諷刺是，極目張望，全場百計來旁聽的人，全部都是記者，更多是新聞界老前輩，不少人曾經在編輯室日理萬機，製作多宗大新聞的新聞行政人員。
是一個甚麼的時代，把記者送上了犯人欄，來旁聽的、採訪的、表達支持的，都是新聞界的記者？這樣再分類「誰是記者」「誰是公眾」已顯得蒼白乏力。
當低調實幹沉穩的記者，因為採訪眾人之事，變成了新聞主角，就難以說明，記者可以抽空遠距離觀察；
當記者為公眾利益採訪面臨檢控，也難以再有一個所謂和「公眾」和「記者」身份的差別；身為公眾也要關心記者之事，記者的公眾面向，從未如此清晰。
所謂「記者」和「公眾」的距離，還要是當社會容許記者有一個安全安靜的空間，在不受干擾不受壓逼下採訪，這種分類還有一點「專業運作上」的意思。
我今天拿着「公眾人士」的法庭票，又把過往以記者身份拿到的一堆「傳媒」法庭旁聽票拿出來對比，覺得這個分類，今天變得無比諷刺。
有新聞系學生來排隊，希望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有年輕電視台記者來排隊，說今天特意拿了休假來，說不知還可以做些甚麼。
有已轉業的報館前高層，今天又向公司請了假，希望以朋友身份支持一下。
他們全部都是在排那條「市民票」的隊。
法庭職員不斷勸大家怎樣排隊，怎樣站，我忍不住跟職員說：「這批人很斯文的，不要擔心。」「還說甚麼『記者』不『記者』？這裡全部都是記者。」
開庭了，只是一分鐘。法庭女書記以流水作業的口吻讀出了控罪，問被告人明不明白。有點微胖穿了闊褲子的蔡玉玲，清楚答了兩次：「明白」。
旁聽席的人後來說，不少人在這一刻，已經眼眶凝了淚。之後，還有漫長的審訊。一分鐘，12 時零 1 分，男聲喊了一聲 COURT，案件押後至明年一月再審。
這批人魚貫離開法庭，蔡玉玲也因為繼續獲得保釋而出來，跟友好們擁抱握手。很久沒見的友人，這刻在眼前出現了，她驚訝地上前抱抱。一向沉穩的她，在如此場面下，壓力還是大的，臉色比平日紅潤了一點。
離開法院的時候，百計攝影記者已準備好半圓型的拍攝陣式。這個浩大的場面，令我想起前特首曾蔭權被控時，也曾經出現過這麼多記者。
而在對面馬路的行人路，站了好幾個警員，連警告旗袋也揹了出來，內裡包括捲起收好了的「違反國安法」紫旗，還拿起攝錄機拍攝這批安安靜靜來採訪的記者。
記者手無寸鐵，除了拿相機拍攝，拿筆寫字，記下正在發生的一切，還會幹甚麼？回應荒謬，目睹同業被捕，可以做的事，就是繼續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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