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一個民族 — 敵人使我們成為一個民族，不管我們喜不喜歡。」
列奧・史特勞斯《古今自由主義》，引述猶太復國主義先驅 Theodor Herzl
「臺灣的政治發展即將進入民主運動更為茁壯的全新階段。不過當時沒有人知道，所有支持民主的人都在哀傷。」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 — 民族記憶美麗島》
一、小小的召喚
2019 年運動正酣，筆者身處港鐵車廂。幾名叔伯旁若無人地調侃，謂要實彈射殺抗爭者才恰當，筆者忍無可忍，說儒家都接受武王伐紂，要求他們反駁。
不意當眾面臨挑戰，幾名叔伯懵了，一度不知所措，一名阿叔叫筆者「讀多啲書」。
碰巧筆者手上拿著的，就是赫緒曼的經典《叛離、抗議與忠誠》，車廂內所有乘客都聽著筆者絮絮引介赫緒曼的生平（都是現炒現賣吳介民和張鐵志先生引介的餘唾）：
德國長大的他負笈 LSE 師從海耶克，但為對抗法西斯他毅然輟學馳援西班牙內戰。那些西班牙人與他非親非故，但他決定生死以赴，「我沒辦法只是坐在那邊旁觀，什麼事都不做。」
納粹攻陷法國，赫緒曼轉赴當地營救猶太人逃亡。沒有文獻證明他與鄂蘭有舊，但鄂蘭正是受惠者之一，興許沒有赫緒曼，今人便無緣讀到《極權主義的起源》。最終赫緒曼與同仁救出兩千多名猶太人和異見者倖免於難。
納粹終於盯上他，他徒步翻越庇里牛斯山去法赴美（就是《仙樂飄飄處處聞》一家人的逃亡路線），攀上人生另一個高峰。
作為一個被學術耽誤的 007，赫緒曼只能在不見經傳的意大利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戰後到南美闖蕩。但他有的是真才實學，遺珠終於放光，歷任耶魯、哈彿、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寫下《叛離、抗議與忠誠》等不朽著作。
筆者告訴幾名阿伯，他們為政權作倀之說，赫緒曼在《反動的修辭》早就算無遺策，可以到公共圖書館看。
車廂一片靜謐。幾名阿伯其實不懂筆者說啥，只不過給赫緒曼的背景唬倒。他們訕訕地不再大放厥辭，嘟嘟嚷嚷打圓場。
朋友素知筆者不以言辭見長，那是筆者平生首次「KO」對手，似獲赫緒曼在天之靈保佑。
這件小事微不足道，背後卻有心意相通。我們都曾感受過召喚，有些時候需要挺身而出。當時車廂上有幾名中學生，筆者希望將赫緒曼立身行道的種子傳遞給他們。
回顧赫緒曼的人生根本是瘋狂，一旦戰死沙場，他在圖書館的名著就會永遠失蹤。可以想像他冒險去西班牙、冒險當特務時，在乎他的人都會竭力攔阻，但他依然義無反顧撇下羈絆，挽救世道免於淪亡。
暴政之下之亡魂已經太多，真正愛這片土地的付出，不是要多一個人揚名立萬，而是要少一個極權國家。
當日筆者在沙田站下車，不知後事如何。但願幾名叔伯已接種科興疫苗，祝他們一路平安。
二、去留的兩難
赫緒曼在《叛離、抗議與忠誠》批評佛利民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太強調市場依賴選擇（叛離）來運作，忽略市場還有抗議與忠誠的選項。
他解釋市場其實難以查明品牌流失客戶的原因。比如薯片的市場非常開放，品牌數以百計，一間薯片公司不會因為數百顧客轉投其他薯片（叛離）而感到壓力，從而發奮圖強改善產品。
反觀一些不易另投的產品（汽車等高檔消費、運輸等公共服務），消費者更傾向以投訴（抗議）解決問題，此舉更有效督促生產者改進，時或更勝於鼓勵「叛離」的放任市場。
赫緒曼筆鋒一轉，將經濟學的洞察應用於政治學：專制政權是故意迫異見者去國。
因為「國家」正屬於不易「叛離」的市場，人民傾向用「抗議」來要求國家進步。政權的因應之道，就是通過嚴刑提高「抗議」的成本，迫使異見者選擇「叛離」，從而紓解改革壓力，「保外就醫」就是行之有效的慣技。
異見者因而陷入去留的兩難困境：我們不能奢求所有人都當烈士；但離去又正中政權下懷。
吳先生在《臺灣最好的時刻》提到許信良原是民主運動數一數二的領袖，但在美麗島鎮壓前出走，失諸交臂，從此成為民主運動的邊緣人。
何去何從成為我們良心永遠的負疚，離開的人為留下的人內疚；留下的人為坐監的人內疚；坐監的人為記掛的人內疚。
唯有香港得到解救，否則我們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在香港某處被抹掉的塗鴉，油漆背後的標語是 Never forget never forgive。
三、一起去受苦
政權執意將 47 被名通通交給蘇惠德把關，致令保釋聆訊成為五日馬拉松，首日提堂更破天荒通宵，至凌晨 2:45 方休，當蘇惠德離開，眾律師鼓掌良久。
就在首日漫長審訊，筆者從朝早排隊開始一口氣看完《臺灣最好的時刻》，原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國安都有清晨六點抓人的共同嗜好。吳先生在結語引述勒南的名文〈民族是什麼〉，強調苦難比幸福更能團結一個民族。
掩卷之際已屆夜深，但審訊還未結束。休庭後筆者要問長輩借錢坐的士回家，睡一個小時再回法院排隊。
每天清早數以百計的人都在西九法院外排隊，人龍以接疊的方式盤繞，每當有機會上前，就會和相熟的人再碰面，互相點頭示意。本來不認識的人每日相見，都開始認到對方樣子。
有對小孩每天都來法院，媽媽解釋他倆曾當過長毛（梁國雄）的義工，是孩子主動想來旁聽，為母不過是成全。
排隊時幾名「旁聽師」分享心得，有的擔心不知名手足遭冷待，優先旁聽非公眾人物的審訊；有的選擇連去兩處法庭，將勤補拙，大細無遺。一位師奶不無自豪地說，她已去過全港所有法院。
年輕人與老人家一起在西九法院外排隊。
前主教陳日君樞機和民眾一起排隊。
有對小孩每天都來法院，媽媽解釋他倆曾當過長毛（梁國雄）的義工，是孩子主動想來旁聽，為母不過是成全。
被告數目太多，正審庭的位置都分給被告和代表律師，依然有很多律師要站立。所有排隊旁聽的市民和記者都要到副庭看電視直播。
旁聽席遠遠不夠，每位被告的家屬只能分到一張籌，其他家人都要和我們一起排隊，他們唯有反覆「接更」，一人去樓上法庭，另一人回來繼續排隊，身旁一對老夫婦便這樣輪流去看子女。
一天身在副庭，一個兒子攙扶著顫巍的老父湊近電視，向父親指出電視上的一點就是被告。筆者很想，很想去問他們的是誰的家人，但終究按捺自己，不想，不想再做這類訪問。但有一刻終於按捺不住，上前和一被告的太太握手。
很多人在法庭守候全日也拿不到一張籌，其實他們只求等到夜晚休庭，送別押返羈留所的被告。通宵審訊的翌日，一位女士排在我身後，清晨五點她才回家小憩，鬧鐘響過兩次，第一次她按掉了，第二次終於掙扎到起身，因為她想起沒有床褥的 47 人，「我冇資格繼續瞓。」
原來昨晚休庭後她去到一處離法院很遠的路口，終於沒有警察阻攔，但她也是孑然一身。她堅持等到囚車駛過，鼓起勇氣對著開路的交通警，一個人亮起手機燈。
原來她就是將十二芒星送給何桂藍的人。
最後一日聆訊下雨，卻沒空看天氣報告，臨到法院才張羅縮骨遮，擔擱了些時候，因而向隅旁聽。只穿一件 T-shirt 的自己不斷發抖，一位朋友脫下身上外套借給筆者，她正在讀 Elisabeth Elliot 的《Suffering Is Never for Nothing》。
筆者仍未交還那件外套。我們互相皆覺虧欠，因為彼此視為同胞，留下的心債唯有用承擔去償還。
朋友正在讀 Elisabeth Elliot 的《Suffering Is Never for Nothing》，並脫下圖中所見的外套借給筆者禦寒。時至今日這件外套仍然在家，仍未有機會歸還。
西九法院外排隊的市民所看的書。
西九法院外排隊的市民所看的書。
西九法院外排隊的市民所看的書。
西九法院外排隊的市民所看的書。
西九法院外排隊的市民所看的書。
四、「戇撚柒鳩」
1980 年的美麗島大審一度將台灣的異見者一網打盡，另一邊廂波共則以戒嚴等峻法將團結工會的領導層悉數拘捕。當年兩地都陷於絕望的愁雲慘霧，但後人回望歷史才明白禍福相倚，苦難埋下希望的種子。
政權的鎮壓到頭來變相「助攻」，促成「戇撚柒鳩」的加速。
「戇」：
只要政權不敢判 47 人終身監禁，只會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催生烈士，進而栽培出新一代領袖（數人已通過考驗隱隱冒起）。誠如美麗島的受審者，47 人簡直就是香港重光後新政府的內閣名單。
過去我們對諾貝爾和平獎從不寄厚望，但現在黃之鋒與戴耀廷等距此榮耀愈來愈近。1982 年華里沙獲釋，翌年便旋獲和平獎，成為波蘭民主運動苦盡甘來的新章。
「撚」：
馬丁路德金說過：
“ Direct action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work in the courts and the halls of government… Indeed, direct action and legal action complement one another; when skillfully employed, each becomes more effective. ”
本來街頭線、議會線、國際線都在政權鎮壓下奄奄一息，難有作為。政權卻提供一條新的法庭戰線，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宣傳。
吳先生也提到當年蔣經國活在自己營造的民意中，同樣誤判形勢，以為美麗島大審可收以儆效尤的威懾之效，結果適得其反。
儘管民眾對武力抗爭意見紛紜，但初選從來是合法的和平運動，筆者觀察到大審獲得跨階層的全民同情。若干被告已意識到審訊是重要戰場，他們的陳辭不僅為了開釋自己，更加是為了香港奮鬥。
西九法院外排隊的市民舉起五一手勢。
「柒」：
由於選舉必須爭位，爭位難免樹敵，政權一向善用分化的統戰技倆，以選舉為誘餌，排擠激進派，拉攏溫和派。不同派系便會鬧得不可開交。由清未立憲派與革命派交惡，到香港溫和派和抗爭派失和，人性使然概莫能外。
本來溫和派與抗爭派已就立會過半的方略、總辭與否等議題漸生芥蒂，勢若水火。
倘若政權不篡改選舉，沿用過去拉幫結派，只許溫和派入閘，悉數 DQ 抗爭派，既可杜絕 35+，也能攛掇各派為應否杯葛選舉反目成仇，運動難逃式微，勢將分崩。
但絕對權力導致徹底蒙敝，政權捨易取難，硬是要無分派系聚而殲之，以為斬草除根，卻變相造就民主運動的空前團結。
就算筆者對若干被告的自辯有所保留，朋友都力勸要相忍為港，捐棄前嫌，筆者釋然。哪怕甘地再世，孟德拉復生，面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夙怨都會力不從心。但現在溫和派與抗爭派都在犯人欄內有講有笑，不同支持者都向他們打氣，政權就是做到前無古人的成就。
「鳩」：
吳先生解釋菲律賓的民主運動怎樣影響台灣，曾引述阿基諾夫人的話：
「我們不能用武力對抗馬可斯，因為他有太多武力。我們不能用金錢和他對抗，因為我們沒有錢。我們唯一能用來和他對抗的是道德。」
本來經過 7.21、8.31、10.1 後，民主運動已再無可以企及的標誌事件。但 2.28 大抓捕與隨後初選大審卻成為時代甚焦點甚至歷史大事。
無中生有的國安法表面上是審判 47 人，但實質是審判所有爭取民主的香港人民，不過由 47 人代為承受。內疚的情愫令大家同仇敵愾，締結出新的政治社群。
斯科特（James C. Scott）解釋身份認同可以「兩棲」甚至多變，轉換來自時代需要或人為建構。建構民族的最大動力莫過於壓迫，政權的如意算盤是藉鎮壓消滅港獨，結果卻加速壯大香港民族。這種反國家征服的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常見於國家邊緣的族群。
站在勝利者那邊抑或站在失敗者那邊，反映了人格高下，正義感讓我們與受難者同負一軛。一個新生命在西九法院誕生，一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秘密，會長期於蟄伏於我們的心，但當時機成熟便會重見天日。
終審法院正門前一條電燈柱，還留下一張反送中運動時的貼紙，儘管飽歷風雨但字詞仍依稀可見。
五、秘密的德國
史陶芬堡（Stauffenberg）相信世上還有另一個德國，來自 Stefan George 的詩作〈秘密的德國〉。
作為後備部隊的參諜長，史陶芬堡上校一直有資格「面聖」親見希特拉。1944 年 7 月 20 日，他去到秘密碉堡「狼穴」，借故說因天氣酷熱要換衫。
他一進更衣室便安裝公事包內的兩包炸藥。可惜中途被人打斷，他只來得及安裝一包。若果他有足夠時間，世界歷史會改寫。
因為在戰場失去一手一眼一耳，他要求坐在就近才能聽到元首說話，接著他將公事包放在桌底，提早離開。
結果會議室內有 7 人重傷，4 人不治，希德拉卻因桌子擋住大部分爆炸威力僥倖身免，不過雙耳耳膜都震裂。儘管史陶芬堡逃回柏林，但同謀得悉希特拉未死遂殺人滅口。
相傳史陶芬堡被槍決時大叫：「秘密的德國萬歲！」
納粹覆滅後德國實踐轉型正義，前朝餘孽指摘史陶芬堡「叛國」，因為軍人都曾宣誓效忠。新政府決定起訴，解釋公務員宣誓效忠的對象應是「德國人民的共同福祉」：
「像第三帝國這樣的不法國家，根本就不具有對它犯下叛國罪的資格。」
最後控方勝訴，通過此案確立反抗暴政的抵抗權。
有聲援者在西九法院外舉起三指手勢。
六、秘密的香港
筆者曾向一位學者請益，為何政權鎮壓香港的風聲鶴唳更甚於大陸。她解釋大陸的公民社會在長年壓制下已凋零殆盡，民眾早已習慣莫談國是換取自保，剩下少數反抗者遺世獨處孤立無援。
因此政權打擊大陸的抗爭，就像施手術般針對少撮人動刀，既讓多數人民沒怨言，政權又控制到成本。
反觀香港仍有可觀的公民社會，有剪不斷的人際關係，政權欲將香港拖入大陸的深淵，就要株連極廣地大動干戈。
今後再無選舉可倚靠，如不想墜入大陸的境地，首先要保障公民社會不致沉淪。按照托克維爾的定義，毋須計較結社性質，兩人以上的組織都是結社，包括婚姻，所以結婚就係抗爭！
一切介乎個人與政府間的組織都是公民社會一部分，所以「香港芫荽黨」、「見字飲水協會」、「香港燒賣關注組」都在貢獻香港的公民社會。合辦小事的經驗愈多，就會獲得共襄大事的能力，從而打破孤立，互相濟助。
其次我們要堅定伴陪所有受難者和家屬，讓大家皆可望門投止。我們要保持勇氣開心見誠：「我識得戴耀廷、區諾軒……我係佢地朋友，我以佢地為榮。」
最後我們千萬不要明哲保身，要磊落真誠。鎮壓會令我們陷於孤獨，自我懷疑而噤聲。反之背囊上一個小小徽章都能心照不宣告訴同胞大家還在。
一旦在路上見到藍絲撒潑，不宜因為怕事容讓公共領域遭其壟斷。筆者認識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從來不稍假借，一定要屌到藍絲無地自容，她就是楷模。
我們有生之年未必去到煲底，但我們可以選擇至死不放棄連繫。三月十二日筆者摸黑在 4:45 起床，5:30 出門，終於刷新「個人最佳記錄」，在法院外的人龍排名第 18 位，有幸在法庭見證原來世上那麼多種心心手勢。
離開時一名穿著校服的女生跑著趕到法庭，是日陽光燦爛。「秘密的香港」會指引我們怎樣活下去，時代終變，天道能還。
三月十二日筆者摸黑在 4:45 起床，5:30 出門，終於刷新「個人最佳記錄」，在法院外的人龍排名第 18 位。
每晚都有大批警察駐守法樓下防範民眾結集送車。
黃耀明來到西九法院為何桂藍打氣。
何桂藍的兩名朋友特意用〈一所懸命〉的歌詞設計成海報為她和和一眾被告打氣。
七、後記
國安法生效後我做過一個夢，我和赫緒曼一齊奔跑逃避蓋世太保追捕，最後卻遇到岔頭路（英雄片的常見情節）。
突然我開始領悟，我不是赫緒曼，他會成為偉人大放異彩，而我可有可無。我不能陪著他走下去，我的召喚是留在這裡。
我讓赫緒曼踏著我的膊頭翻過牆頭，但蓋世太保已經趕到（又是英雄片的老套情節）。赫緒曼伸出拉我的手，但我把握不住決定回頭。
本來自己還有最後一點盼望，要像《英雄本色》的發哥身中數十槍才倒地，有相富餘裕有可以相當耍帥地喊「秘密的香港萬歲」。
但原來我發夢都有符合角定位的自知之明。槍聲一響我就倒在血泊中，有無數話想說卻說不出，最後一句說話只有自己才聽到。
那日萬里無雲，地厚天高。
參考文獻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此為修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