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我同個仔講就係話，我哋兩個已經盡晒力了，真相⋯⋯真相仲爭少少，好似法官講。好多謝陪審員，佢哋真係好認真。我唔知講咩好。」
青年周梓樂死因研訊召開的第 29 日，陪審團經過約 14 小時退庭商議，最終以 4:1 裁定死因存疑。他墮樓前的 8 秒鐘發生什麼，最終沒任何鏡頭拍到。步出法院，周梓樂的爸爸周德明留下見傳媒，說到「真相」二字，他的聲音哽在喉嚨，以手掩口，淚凝於睫，沒有落下。
在歷經六個星期的死因庭裏，周德明和太太李麗麗從未缺席過一日。
步出法院，周梓樂的爸爸周德明留下見傳媒，說到「真相」二字，他的聲音哽在喉嚨，以手掩口，淚凝於睫，沒有落下。
周德明是在 1996 年與太太結婚的。1997 年，香港政權移交後一個多月，8 月 13 日，李麗麗在西營盤贊育醫院誕下一子，取名周梓樂。1999 年，他們抽到居屋，從沙田搬到將軍澳。20 年後的 2019 年，香港爆發一場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在 11 月 4 日凌晨將軍澳警民衝突期間，22 歲的周梓樂從家附近的尚德停車場三樓墮下，搶救四天後離世。
香港與北京積累 22 年的政治矛盾引發了這場反修例運動，22 歲青年的死亡為它刻下深不見底的傷口——在 2019 年 11 月 8 日周梓樂離世這一天，結集抗議、悼念的人們所叫出的口號，從「香港人反抗」，變為「香港人報仇」。在隨後的四個月裏，幾乎每個月的 8 日，尚德停車場附近都發生警民衝突，最嚴重的一次是 2020 年 2 月 8 日，梓樂去世三個月，共有 119 人被捕。
沒有人說得出周梓樂為何墮下。從最一開始，他的死亡就盛滿了政治：支持反修例運動、乃至政制改革的人，質疑警方佈防曾阻礙救護車，甚至有網民懷疑是周梓樂是避催淚彈而墮下、或者是警察推了他下去【1】；反對這場社運的人，則相信周梓樂是自行失足跌落。
民情洶湧，死因裁判官決定為青年之死召開一場死因研訊。
科大學生周梓樂 11 月 8 日離世，大批市民晚上到他高處墮下的將軍澳尚德停車場悼念。
* * *
2019 年 11 月 4 日，凌晨 01:01:39
周梓樂沿斜路獨自走到尚德停車場三樓，從閉路電視鏡頭裏消失了。
8 秒鐘之後，他從三樓墮下，在二樓傷重不起。
停車場就在周梓樂家樓下的馬路對面。過往，他們一家三口經常路過這裏。在周德明眼中，兒子和自己話不算多，但會替自己慶祝生日；親近媽媽多些，像不少年輕人一樣未必事事告訴父母。總體而言，家人和睦。就在出事前 10 分鐘左右，周德明還收到兒子的信息，提醒自己關窗避催淚煙。
這一天，網絡盛傳有警員在將軍澳的皇冠假日酒店結婚，有市民聞訊到酒店外聚集抗議，防暴警員出動，一切迅速演變為衝突——示威者在「尚十」路口堵路，防暴警員發射催淚彈、追捕，一如過往 5 個月。
催淚彈、警民衝突，詞彙早不陌生。周德明知道兒子有參加過遊行，當兒子這晚深夜出門時，周德明說：「出去小心啲。」
父與子就此告別。此後行蹤，只能從閉路電視了解，然而，墮樓前那關鍵 8 秒鐘，無人目擊。
現場留下血跡（讀者提供）
周梓樂出事之後，大約有 4 分鐘時間未被發現。凌晨 01：05，一個白帽青年沿相同斜路上三樓。青年從小在將軍澳長大，關心政治，這天收工回家，知道有警民衝突，便到停車場瞭解情況。
白帽青年走到三樓，走到最近防煙門左邊的車位後面，走至那裏的矮牆，向遠處眺望，看到寶康路有「豬籠車」以及防暴警察站在那裡。
隨後，他將視線收近，踮起腳，向下一望——
周梓樂垂直於他所身處的三樓矮牆，倒臥於下面二樓行人路，一灘血跡。
「向下望，我向下望的時候⋯⋯」白帽青年在法庭上痛哭起來，「我見到一個人訓咗喺度。」
白帽青年叫崔家朗，他在法庭的出現備受矚目。傳媒一度十分關注，他有可能是第一個發現周梓樂的人。
法庭上，崔家朗彷彿回到了那個深夜，拼盡全力奔跑。
「白帽少年」崔家朗
那個時刻，跑下樓的他碰到一名黑風褸青年，便馬上帶他到剛才發現傷者的位置；然後，崔家朗全速向富康天橋跑去、呼救，再向二樓出事處奔跑。
早前剛進入停車場時，他還聞到稍微刺鼻的催淚氣體，整個停車場響著火警鈴聲，嘈吵得厲害；現在，他滿腦子是「大件事了」，所有的聲音好像靜了。
等他跑到周梓樂身邊，他明白傷勢之重。過往他也曾在示威現場見過人受傷，但此刻，看著周梓樂嘴巴一動一動，他腦袋一片空白：「我咩希望都畀唔到佢。」
他再次奮力跑向富康花園天橋，邊跑邊呼救，「我想求救，我希望有人聽到。」他感覺，這個血泊中的青年，時間正在倒數，因此無論如何，他只能全速奔跑。
在法庭明亮的光線下，他的眼淚慢慢停止，奔跑也結束了。
後來，崔家朗告訴記者，自己看過關於周梓樂生平的報導，知道他住在富康花園，政治取態也應該和自己一樣——庭上證物顯示，周梓樂的 iPad 鎖屏畫面，是示威者傘陣；而主屏畫面，則是催淚煙裏、三個戴黃色頭盔及防毒面具的示威者。「不斷看新聞，那個人和我真的沒有分別，只是可能名字不同，但經歷的事情，換成任何一個住將軍澳的人，都有機會經歷。」
「大家是年紀相差不遠的一代人，可能小時候我們一齊在同一個公園玩過，只是我們沒有認識。」
他並不認識周梓樂，卻說，感覺就像自己家出了事。
科大學生周梓樂 11 月 8 日離世，大批市民晚上到他高處墮下的將軍澳尚德停車場悼念。
2019 年 11 月 4 日，凌晨 01:06
被崔家朗通知的黑風褸青年，幸運地很快在斜路下面遇到兩名消防員，帶他們到達傷者位置。
一見到周梓樂，消防隊目黎偉傑馬上通知在停車場別處的隊長，要召喚救護車。然後，他跪在周梓樂頭側問道：「先生先生，你叫乜名？發生乜事？」只見周眼神迷茫，眼睛半打開，沒回答。
當時身處停車場的 7 名消防員，其實是來處理自動報火警鐘的，身上並無帶備任何救護物資，除了手術用手套。雖如此，在部分隊員返回消防車取物資時，黎偉傑和隊員黃康杰仍嘗試救助周梓樂。
做了簡單檢查後，黎偉傑保護周梓樂的頭部，黃康杰就保護周梓樂的身軀——因為梓樂手腳一直在郁動，因此要固定頭、身，避免他再撞傷自己。
黎偉傑希望幫周梓樂反身，讓他可面朝天呼吸。由於周梓樂一直在動，黎和黃二人護著他的頭和身，不與他鬥死力，而是慢慢一點點遷就他的姿勢和力量。周梓樂當時神智不清，身體向著矮牆方向移動，黎於是跪在地上一直後退，順著梓樂的姿勢。一點點地，二人成功把他反身。
後來主動出庭作供的市民證人蒙偉傑，當時一直留在現場。他感覺，消防員是關心周梓樂的。他記得曾有一名消防員對他說：「唉，何必呢？點解因為呢啲事搞成咁？」
另一名在場的 17 歲義務急救員曾朗軒，馬上將從各種警民衝突現場學習到急救知識，用在周梓樂身上。
(網上圖片)
他幫忙檢查傷者身體：先摸盆骨，感覺有輕微骨折；再向上到腹部，按壓有明顯反彈，判斷腹腔可能有嚴重內出血；再往上摸肋骨，他感覺有「凸缺感」，判斷可能骨折，有機會導致有氣胸。
曾朗軒還是個中學生，裁判官高偉雄好奇詢問他，如何懂得摸肋骨、摸盆骨、按腹部這些標準的操作？曾朗軒答：理論知識來自聖約翰救傷隊訓練，實操則來自當時持續大半年的公眾活動、跟隨專業醫護做義務急救的經驗。
這個成長於舊年社運的中學生義務急救員，專業程度令裁判官讚賞不已：「你做的急救基本上同一個 A&E 急症室醫生無分別喎，遮按下腹部、摸下肋骨、盆骨有無骨折。朗軒你將來可以考慮做醫生。」
在等待救護車期間，消防員曾準備心臟體外除顫器，以備不時之需，若使用儀器，需要移除傷者身上的電子儀器，曾朗軒便從周梓樂褲袋搜出電話，放入自己的褲袋；他隨後跟周梓樂上救護車，將傷勢告知救護員，並幫手保管周梓樂的鞋以及索袋，袋裏有水樽、銀包和電話。
裁判官最後又主動說：「我代表梓樂的爸爸媽媽多謝你，你當時照顧得梓樂好好。」
休庭後，曾朗軒特意等周梓樂的爸爸媽媽出來。他們到證人房談了一陣，曾朗軒說，他多謝了周爸爸、媽媽參與死因研訊的勇敢，父母二人答：梗係啦，佢係我個仔來㗎嘛。
當記者散開後，曾朗軒與周梓樂的爸爸並肩而行。沒有鏡頭，周爸爸輕輕拍了一下少年的肩膀。
2020 年 11 月 26 日，周梓樂爸爸和義務急救員曾朗軒在庭外。記者離開後，周爸爸輕輕拍了一下曾朗軒肩膀。
2019 年 11 月 4 日，凌晨 01:14
測量維生指數的儀器正「嘟嘟嘟」、「嘟嘟嘟」地叫著，對講機傳來一些對答。現場所有人都靜了，消防員、義務急救員正嘗試救助血泊裏的青年，等待救護車。
一陣嘈雜聲，一隊防暴警員出現了，至少一人擎槍，狀似胡椒球槍。他們向救援位置走近，有警員走到矮石牆前面，後面就躺著周梓樂。一些現場市民包括蒙偉傑站著不動。
「我哋救緊人！」消防隊目黎偉傑說。其他消防員繼續做手頭工作。
一年之後，這隊防暴警員的指揮官黃家倫上庭作供。他身穿西裝，在死因研訊主任及裁判官的詢問下，彬彬有禮。他表示，當時正執行「掃蕩」停車場的任務，路過傷者位置，見到消防和義務急救員在矮牆後面，於是派隊員上前了解情況。
「隊員問消防：有冇嘢需要幫手？消防話，唔需要。First aid 話，唔好騷擾傷者，叫我哋離開。」黃家倫說。
黃在作供裏重複了兩次：「我哋冇阻礙、騷擾救援工作，亦都冇接觸傷者。」
單看防暴指揮官黃家倫的說法，現場似乎氣氛平和；然而，根據另外兩名市民證人蒙偉傑、義務急救員曾朗軒在庭上及庭後受訪的說法，以及一名當時在場的學生記者，那一刻防暴警員與傷者處人群之間的狀況，似乎比黃在庭上所描述的，更為劍拔弩張。
蒙偉傑當時在場，在他看來，警員態度兇狠，並曾向他所處的人群呼喝：「咩事！」
「幾個防暴衝前、急步，飆到幾部車側面，突出頭，望下傷者、望下我，他們主要呼喝我的方向。」蒙偉傑在庭上說，「⋯⋯前排衝前的（防暴警員）情緒激動啲，不夠一分鐘，後面一到兩個防暴上前拍拍他們膊頭，然後他們後退。」
蒙偉傑稱，自己對防暴警員呼喝了一句：「救人先！」而義務急救員及消防員則沒怎麼出聲。
市民證人蒙偉傑
蒙偉傑在庭後告訴記者，自己那時其實有點害怕：「他們來勢洶洶⋯⋯大家留在停車場都擔心被捕，但既然留下，就退無可退。」他說自己是硬著頭皮與警員對視。
義務急救員曾朗軒在庭上沒過多描述氣氛，不過，他後來告訴記者，當時氣氛確實緊張，形容防暴警員的語氣是「惡劣」：「他們說：成班人做咩呀！」
曾和蒙記得，現場有街坊叫警員離開。蒙偉傑形容雙方是「互罵」：「兩方面（防暴及街坊）態度都不是好。」
「這是整個社會的心態：（支持社運的）人們看見警察會害怕、會憎恨，會講粗口鬧他們。」蒙偉傑說。
曾朗軒和蒙偉傑都感覺，那一刻，2019 年 6 月以來所見的警察武力情況，令他們此刻確實感覺「憎」警察。
「其實他們見到有消防員，理應知道這個情境是在救人，但他們依然擎槍衝過來【2】。」曾朗軒說。
即使有嚴重傷者在場，蒙偉傑感覺，警員和現場市民的對峙關係依然沒有變化：「那個時刻，你知道他（防暴）的目的是清場，⋯⋯你在現場，是被清場的人，好肯定是對峙關係，是不變的；（梓樂）傷勢多嚴重也好，也是不變的。」
2019 年 11 月 4 日，凌晨 01:15
一分鐘內，黃家倫率領的防暴警員離開了周梓樂救護現場。他們在的「掃蕩」任務維持了約 15 分鐘，發現停車場並無示威者；隨後，他們撤退，落樓拘捕了幾個示威者。直到回到將軍澳警署之後，黃家倫才向上級匯報停車場有傷者，他說那時候差不多是凌晨兩點鐘。凌晨 02：01，周梓樂已由救護車送達伊利沙伯醫院。
在死因庭召開第 3 日，警方就被列為利益相關的一方，這說明裁判官認為，警方被視為對死亡情況有利害關係的人。這是因為代表周家的大律師鄭淑儀，對黃家倫作出了尖銳提問：
「環顧整體情況，之前消防車入不到廣明苑，而當時有一個嚴重的傷者，你有否考慮過如何讓他儘快離開現場？」【3】
時任衝鋒隊第四隊指揮官、高級督察黃家倫
黃家倫稱，他並不了解消防車狀況，亦不了解傷者傷勢，而當時他有「更高層次考慮」，就是消除前方有可能隱藏的「暴力示威者」，保障隊員、消防員甚至是周梓樂的安全。他再次強調，曾派隊員上前了解，消防員稱人手足夠，因此決定離開。
在隨後出庭作供的 7 名消防員的供詞裏，沒有人提及自己曾告訴警方人手足夠；不過消防隊目黎偉傑曾表示，自己當時認為「夠人」。警方代表律師盤問黎偉傑：「如果需要警方協助，你會懂得尋求警方協助開路，對嗎？」黎偉傑表示：「係。」
在那生死救急之時，蒙偉傑、曾朗軒記得，現場曾有市民叫警員離開。
蒙、曾都覺得，其實警察、市民都希望對方離開；即使時光倒流回那一刻，他們說，自己都不會叫警察幫手。
路過周梓樂急救位置的防暴警員，其實是衝鋒隊（EU）。EU 除了會和 PTU（機動部隊）一樣處理示威者活動，平日一項主要工作，是做機動性巡邏、對 999 緊急召喚作出反應等。過往多年，經常有媒體報導 EU 隊員跳海救人的新聞。
而這一刻，衝鋒隊穿上了防暴軍裝，執行的任務，是「掃蕩」示威者。
「當刻希望他們快啲走。⋯⋯他們（防暴）在這裡，有可能導致事件惡劣。可能警察和圍觀市民有言語、肢體衝突，導致拘捕。以警察過往一年『往績』，這種事時時發生。」曾朗軒說。
其實，在周梓樂事件發生之前，市民對警方的信任度一度跌至新低。《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從 2019 年 6 月開始，市民對警方「零信任」的比例一路急升，至 10 月甚至超過五成。
「我覺得（警察）唯一可以幫手的，就是協助救護車開路。」曾朗軒事後反思，認為急救方面，警方確實不是專家，但警方或可協助傷者離開。
但他十分記得，周梓樂墮樓的這個夜晚，正是十一國慶警員開實彈槍射中示威者後一個月。「在警民關係、政府和市民關係如此撕裂的環境下，我覺得我就算叫警察開路，他都會置之不理。」
對於周梓樂事件裏，市民不信任警方，任職警隊超過 10 年的現役警員 C 向《立場》表示，自己會感覺「委屈」，但最後「一笑置之」。他認為警民關係緊張的部分原因，是部分媒體報導及示威者一方的文宣工作，放大了警方使用武力的畫面。
不過，警政專家何家騏曾撰文分析，傘運之後，社會大眾會對警隊的「專業」、「中立」及「問責」越發質疑，但警隊未能回應；雖有《警察通例》在字面上保證正義程序，但因為從未在民主的管治下，基本上沒有保證，亦沒有制約。
對於黃家倫在庭上重複強調警隊不了解傷勢、不了解救護車情況、亦沒妨礙救援，「白帽青年」崔家朗感覺，「相比起搵真相，警察只不過不想自己有關係。」
警員 C 就認為，站在警察立場，「我不會對這件事有求知慾望，是好合理。好多人不幸去世、交通意外，我們都不會有這種感覺。那班（關心的）人就是覺得周梓樂是他們的兄弟、朋友。」
* * *
2021 年 1 月 9 日 19:40
經過退庭整整 14 小時的商議，陪審團以四比一大比數通過裁決，周梓樂死因存疑。死因裁判官高偉雄說，每次做年輕人死因研訊，他都感覺好難過，希望梓樂父母可以互相扶持，祝他們身體健康。退庭一刻，高偉雄向梓樂父母鞠了一躬。
一切顯然還未結束。死因庭研究的是個人的死亡原因，然而走出庭外，周梓樂之死，無可避免引發支持與反對反修例運動兩邊的爭議，成了一場政治意味濃厚的死亡。
從 2019 年 11 月 8 日周梓樂離世這天開始，反修例支持者所叫出的口號，從「香港人反抗」，變為「香港人報仇」。在隨後的四個月裏，幾乎每個梓樂去世週年的日子，尚德停車場附近都發生警民衝突，最嚴重的一次，2020 年 2 月 8 日，共有 119 人被捕。
崔家朗也曾叫過「香港人報仇」的口號。
「報仇講緊真係血債血償嘅報仇，真係唔同以前。」他說，「強烈不信任制度，先會想用最原始的方法。動物冇文明可言，你同伴被動物殺死，你有本事咪殺死佢咯，如果唔係你就繼續畀人殺。」
曾朗軒也曾感受到「報仇」的念頭，他解釋：「如果那晚沒有示威活動，周梓樂就不會離開屋企；為何會有示威活動，因為政府永遠不聆聽市民訴求。」
曾朗軒說，周梓樂事件是香港「一個好大的傷口」：「如果是經歷過那一年的香港人，這個傷口是永遠埋藏在心裏的。政府沒辦法彌補。」
義務急救員 曾朗軒
另一邊，警察內部似乎存在另一種情緒。
在死因庭上，曾路過周梓樂墮樓位置的 EU4 其中一名警長劉協成，在庭上作供時明言，自己會將示威者稱之為「暴徒」，隨後的作供裏，他經常先說出「示威者」，再糾正自己，改口為「暴徒」。而 EU 4 指揮官黃家倫曾在一次作供裏，先說出「暴徒」二字，再改口為「示威者」。
2019 年 11月 8 日周梓樂離世當晚，在屯門有悼念活動，期間有防暴警員大叫：「今日開香檳慶祝！」
對此，警員 C 告訴《立場》，他認為這只是警察在大半年受壓、被攻擊之後，「鬥氣」的說話。
「我們都覺得他是自己不小心跌落去。至於有沒有人覺得他『抵死』，是無的。」警員 C 堅持，「大家（警察同事）是覺得，為何他自己仆親，都要被人說是推落停車場？」
死因庭內的供詞，也點燃一觸即發的社會氣氛。
第一個接觸周梓樂的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醫生梁子恆，由於曾在庭上給出意見，認為周梓樂在墮下前已失去意識，言論在庭外引發兩派民眾截然不同的反應。
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網民，紛紛轉發梁子恆的新聞，感謝他的敢言，又為庭後周梓樂父母與梁子恆緊緊相擁的場面，感動落淚；然而，另一邊廂，反對者馬上挖出梁子恆過往背景，認為他的供詞是污衊警方，稱他為「黑心醫護」：梁子恆曾在 Facebook 開過「Dr Ray 的急症室迎送生涯」專頁，寫過一些支持運動的文字。不過，專頁已被刪除。
即使死因庭落下帷幕，爭吵並未停止。如果裁決令兩派陣營都不滿意，追求一場死亡的真相，其實意義是什麼呢？
蒙偉傑感到，周梓樂之死引發的政治爭辯，令人「悲傷」。他是從家屬的處境出發：「以性命來分黃藍、對錯，對他的家屬是沒用的。命都沒了，還分什麼輸贏？」
資料圖片：悼念周梓樂
蒙偉傑說，自己當初曾希望搞清楚周家開死因庭的目的，再決定是否上庭。當他詢問周梓樂父親周德明時，周德明告訴他，整件事他不是要分黃藍，只想知道兒子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死。
蒙偉傑聞言，決定出庭作供。他說自己很簡單，只想給家屬一個交代。不過，他坦言，倘若死者並非和自己政治取態相近、支持社運，「比起協助非同路人，我會選擇顧及自己和家人安全為先。」
他又反思，之所以出庭作供都承受壓力，擔心被捕，正是因為當權者製造出司法不公的環境。
「白帽青年」崔家朗坦承，知道周梓樂政治取態與自己一樣，因此會為他的死亡感到痛苦，甚至感受到其他運動支持者和自己正承受共同的痛苦。
「好老實，每日都有香港人死，但我們不會為每個香港人的離去而痛苦。」他說，「關心這件事的人，是政治立場相近的人。⋯⋯那一剎那大家的痛是共通的。」
崔家朗也感受到社會兩方輿論的壓力。他說，自己也曾想像過，是否警方推周梓樂下樓。甚至，他內心曾閃過「壞心腸」——在作供時，「令事件疑點多咗，令警察更加無人鍾意。」當時他想，這或許是令人保持憤怒的「捷徑」。
但他說服了自己：「我是為這件事的真相走出來，我不應再有這種幻想，而是專注於我見到的事情。」
「我只能告訴周家，我見到什麼。抱歉的是，我好想我見到更多、知道更多，但我真的不知道。⋯⋯與其讓生命放在一個假象之下記載，不如賦予它真相。如實記錄，好像才是對他最尊重的方式。」
* * *
根據傳媒報導，周梓樂那一晚之所以下樓，或許是想送水給一個他以為中了胡椒噴霧的朋友。
他不發一言便離開了家。父母再見他時，他已躺在醫院的 ICU，隨後做了兩次腦部手術，左右兩邊都有頭骨被切除；然而梁子恆醫生說，墮樓一刻的傷勢已經決定了康復機會。期間，有人把周梓樂隨身的物件交給父親周德明。
再見這些物件，已是死因庭，它們是遺物了。
尚德停車場悼念
「麻煩你睇睇呢副黑色框眼鏡。」「麻煩你睇睇一頂帽。」「麻煩你睇睇一對運動鞋。」「請你睇睇呢個背囊。」「之後麻煩你睇睇呢個水壺。」
一件又一件遺物，由法庭職員遞到父親周德明面前。他拿著物件仔細端詳，密封膠袋在雙手摩擦下，發出「沙沙」的聲音，撞到面前的麥克風，「咚咚」聲傳到整個法庭，一下下敲擊眾人的耳膜。
周德明描述了梓樂最後的日子：「都有見到佢，插曬喉，昏迷狀態。」「後來有腦外科醫生同我哋開會，話佢現在情況不好⋯⋯需要再做多次手術，即⋯⋯即係個腦會有壓力，（手術）令個腦可以減壓。」
11 月 8 日早上，「大約係 6 點左右，醫院打來，就話我個仔情況而家好危急，心臟停頓過，叫我哋快啲過去醫院睇吓。」
「去到醫院，見到梓樂，有部機好似做心外壓⋯⋯我自己心情，都唔識講啲咩。醫護同我太太講，我個仔都唔得架啦。太太話，搶救落去，令佢更辛苦。」
「醫生話（搶救）唔成功，要一陣宣布佢死亡。佢同我太太講嘅，因為我嗰時控制唔到我嘅情緒⋯⋯見到醫生攞開啲嘢（手術器材）。我都冇留意死亡時間。」
死因研訊主任曾向他確認：在殮房辨認出誰的遺體？
周德明答：「嗰個係我個仔周梓樂。」
青年生於 1997，死於 2019。
死因裁判官報告曾寫，死因庭的作用之一，是希望家屬釋懷；然而，死因庭揭開 2019 年的社會傷口，如今卻在擴大。
2020年11月8日，科大生周梓樂逝世一周年，警員自下午6時起已帶同警犬在尚十巡邏戒備。
文：楊子琪
攝：Oiyan Chan、PW
註：
【1】死因庭上沒有任何證供、證物證明，警方曾阻礙救護車、或推周梓樂落樓；在周梓樂墮樓前約一分鐘，警方曾向距離他134米的停車場另一端發射催淚彈，毒理專家證人謝萬里作供表示，在半封閉的空間裏，催淚煙難以在一分鐘內擴散超過100米。
【2】根據閉路電視畫面，當時有至少一名警員擎槍，估計是胡椒球槍，他沒有舉高槍。
【3】如果警方以警車為周梓樂開路，能否令他更早到達醫院，無從得知；不過，負責駕車的救護員曾作供表示，按照當時受阻後的路線，有一段路程是逆線而行，因此駛去醫院的路程反而比正常路線更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