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至今一年多，超過 2,000 人被檢控，案件陸續進入庭上審訊階段，接連出現作供警員供詞矛盾、與現場片段明顯不符。多名裁判官先後嚴厲斥責在庭上作供警員：大話冚大話、狡辯、信口開河、前後矛盾、非正當執行職務。
《立場新聞》整理超過 300 多宗已審結的案件，截至本月 2 日，最新統計發現至少 24 罪名不成立的案件，原因是警員口供不獲法官接納，當中涉及至少 39 名作供警員。對警員作供問題直斥其非的裁判官，被建制派投訴、左報連番狙擊，但涉事警員至今卻無人受追究。
大律師劉偉聰認為，法庭受角色受限，最多只能口頭斥責警員、「轉介」律政司跟進。但前檢控官坦言，律政司根本內部沒有機制處理、跟進亂作供的警員。律政司回覆《立場》查詢時指出，不會就個別案件作出評論，又強調法庭不接受控方證人的證供，可基於不同理由，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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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律師劉偉聰眼中，警員被裁定為非誠實可靠證人，「司空見慣」、「好 common」，外界毋須覺得「警察講多了好多大話」，「大家年紀輕，好似覺得是『雨革』或『反修例』先有這方面問題。其實一向都有。」
劉偉聰近年常替抗爭者打官司，被稱「逆權大狀」，其實他曾在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間，先後擔任特委裁判官及暫委裁判官。
在他過往負責審理案件中，曾經有數名警員記事冊記錄一致，惟遭發現錯字亦是一致，「那次認為他們（警員）連錯的地方都一致，好明顯之前互相抄襲、互相合作，有可能顯示是夾過」。
劉偉聰指，裁判官有責任保持公平審訊，應該更小心考慮證人證供。雖然證人口供表面上一致，但證人亦有可能串通去講一個故事。作為裁判官，除了判斷證供是否一致，亦想要證人有沒有機會合謀講一個故事「隊死」被告，或會否有證據顯示證人「夾口供」。
警員口供問題，令人質疑不是單純記憶問題，而是會否刻意有「砌生豬肉」情況。
《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31 條列明，任何人如在一般情況下或某一司法程序中依法宣誓為證人後，在任何司法程序中故意作出在該程序中具關鍵性的陳述，且知道該項陳述是屬虛假的或不相信該項陳述是屬真實的，即屬犯宣誓下作假證供的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判處監禁七年及罰款。」如有警員作假證供誣告，亦即犯法。
雖然裁判官屢次判詞中狠批警察證人供詞，但似乎止於言語上批評，實質跟進行動欠奉。
劉偉聰代入裁判官的角色解釋，裁判官職責是要找出證人前言不對後語的地方，判斷是否接納供詞。但到底證人是無心出錯、記憶錯誤，抑或是存心給假口供，裁判官毋須進一步判斷。
大律師劉偉聰
他認為，香港奉行三權分立，法官的角色，只限於「轉介」律政司追究，「最多叫控方敦促、留意下這個警員，有機會妨礙司法公正，最多是這樣。」
「警察是行政機關，如果行政機關不去處理害群之馬，作為裁判官，我回應就係越權；如果林鄭說某些官判案鬆手，你覺得她是越權的話，倒轉來說，法官話警員應被繩之於法，都是越權。」劉偉聰如此理解。
既然法庭角色相當有限，追究責任理應落在律政司身上。
但前檢控官接受《立場》訪問時訪問，以他所知，律政司內部沒有機制處理，「你說（律政司）有沒有follow up 呢，以我的理解，真的沒有人去跟進的。」
律政司：法庭不接受證供 可基於不同理由
律政司回覆《立場》查詢時指出，不會就個別案件作出評論。一般而言，法庭在處理刑事案件中必須秉持「毫無合理疑點」及「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法庭不接受某控方證人的證供可基於不同理由，不能一概而論。
對於會否設立曾被法庭批評證供不可信的警員名單，律政司只是簡單回應：沒有計劃。
律政司除了職責所在，檢控宣誓下作假證供，亦有責任檢控質責「把關」；為何連番讓警員問題供詞在法庭上「曝光」？
仔細翻閱 24 宗警員作供不獲按納的案件中，佔超過一半都是襲警、阻差辦公案。作供警員口供，都是控方「關鍵」證據，但被辯方搜集的現場片段推翻，警員的供詞錯漏百出、與實況不符，在裁判官追問下才承認觀察有誤，例如去年 11 月 11 日「大三罷」期間，蒙面便衣警於理工大學校園內聲稱遭一女子撞跌及踢傷，女子被控襲警。惟有片段顯示該便衣警先撞人後自己仆倒，卻誣蔑女子襲警。
擁有多年檢控經驗的前檢控官時舉例，在普通襲擊一類案件，事主供詞視作重要證供；在襲警一類案件當中，警員由於本身是事主，其證供關鍵。假設案件沒有其他獨立或客觀的證據反駁投訴人的言詞，檢控人員一般「都會選擇先相信個事主」，襲警案因此也會傾向信任警員，「如果沒有其他東西去反駁，那你很難說他（事主 / 警員）不夠證據、不可信。」
但如果有片段，讓檢控人員能夠客觀佐證，主控官有責任去檢閱、分析。律政司《檢控守則》訂明，控方必須在法律上有充分證據支持檢控，在在考慮證據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時，檢控人員必須先行判斷這些證據是否可接納、對是否可靠的任何可能質疑、 證人證供的可信程度，以及法庭可能對證人作出的評估等。
前檢控官：片段若與供詞矛盾 不應控告
前檢控官解釋，當一個案件是非常依賴警員的證供時，檢控人員則需要決定「夠唔夠證供」，即是「有冇質素」。
若然提供法律指引的檢控人員認為一個合理的法庭並不能安心地，完全接納該證人的口供，便會將意見記錄在案，並指出不認為有充分的理由繼續檢控。
「如果你作為一個法律人員，在衡量的時候都知道其實上到庭、一看片段，已經知道（事實）和他說的不符，你怎麼能叫法庭安心接納他的證供呢⋯⋯都甩啦，仲去？唔會囉。」
但為何在告上法庭案件，屢次出現警員證供，與現場片段有矛盾地方？會不會出現律政司建議「唔去」，但警方堅持檢控的情況？
根據《基本法》第 63 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理論上，其實律政司是有最後決定權，所以不會說警方話一定要去（就去），你點樣去啫，明明都說了有個 inconsistency，咁點拆先。」
理論上是這樣，實際上呢？對於目前情況，離巢已久的前檢控官坦言不清楚。
前檢控官續提醒，無視證據檢控，對被告帶來很大困擾，同時亦會浪費資源。
「如果有一些事情是事先已經可以發現，『喂，佢畀個口供的質素應該係有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早點避免這些檢控⋯⋯你決定信不信一個人的說話，你應該要做一個全盤分析，無論是警員又好還是一個普通人。」
作為被告人，受司法程序糾纏多時，耗費大量精力尋找片段自證清白，即使獲法庭判罪名不成立，過程中所受的困擾，難以彌補。
劉偉聰認為，贏了官司已經「功德圓滿」，如果當事人想追究，可以嘗試私人檢控，惟現實過程相當困難。
「當我個客被告暴動，我是要幫他打甩官司，我都想我 client 盡快回到 normal life。」他說。
文：陳紫君
採訪：陳紫君 馮家淇
攝影：Nasha 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