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永雄在 1 月 22 日《巴士的報》社評中，撰評〈三問英國 為何有資格講良知？〉，認為英國政客介入香港司法體系，以攻擊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令其最後不能到港擔任黎智英非法集會案的主控官，故此英國人沒有資格說良知云云。
那麼，中國律師任全牛、盧思位又如何呢？十二港人案件，他們是按內地司法程序接受家屬委託，為甚麼卻要被大陸當局約談？為甚麼要落得吊銷牌照下場？是否內地當局別有用心且失卻良知之嫌？
盧永雄提出三問，一問鴉片戰爭，二問出兵伊拉克，三問英揆約翰遜。先回應第一問，「發動鴉片戰爭有良知嗎？」從林則徐被清廷撤職的下場來看，清政府的確是沒有多大的良知可言，面對英國壓力下，清廷居然不是負隅頑抗，而是把硝煙功臣革職查辦了事，如此不符泱泱大國的行事邏輯，還把「民族英雄」當賊辦，實在令人失望。
再者，稍稍留意鴉片戰爭的時序，林則徐在虎門硝煙是 1839 年 3 月，英國出兵則是 1840 年 6 月，中間發生過何事？根據黃國棟於 2020 年 5 月在《立場新聞》的分析，英國當時的主流意見是認為不應支持鴉片貿易，但對於清政府禁止貿易、非法禁錮英國國民，則不能接受。按郭廷以於《中國近代史綱》的記載，當年林則徐是以「連坐」形式追捕英商，一發現有英商販毒，其他的英國人均要下獄，直至該被懷疑的英商交出毒品為止。這種自視「天朝上國」而缺乏法理基礎的做法，正是引起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之過。當然，如果只是讀過官方史觀的「百年恥辱」，自然不清楚上述的歷史。
關於「出兵侵略伊拉克有良知嗎？」這點很重要，支持出兵的是誰？是約翰遜政府嗎？當年支持出兵的，是工黨的貝理雅政府，2015 年，貝理雅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為出兵一事道歉，表明是因為當年情報有誤，故支持了與美國聯手出兵伊拉克。工黨此後在各選舉中一直失利，直至今時今日，均未有能重掌議會及政府之勢，可見當日決定出兵一事，的確是錯。
惟盧先生以當屆政府出兵來說成英國沒有良知，那又是一種很大的以偏概全。2003 年 7 月（即攻伊戰爭初期）英國《每日鏡報》報導，三分二英國選民認為貝理雅在攻伊一事誤導了他們，而且更有三分一人選民直接因為貝理雅出兵的決定，對他及政府失去了信心。可見英國民間的反應與政府的決定大不同，甚至是上一任工黨黨魁科爾彬，也明言反對發動伊戰，並認為沒有聯合國授權的介入，是極為危險的。
第三問是「玩忽職守、抗疫不力有良知嗎？」相信縱觀亞洲各國，在抗疫上玩忽職守的，真是非香港政府莫屬。遠的不說，澳門總確診數字自 2020 年起至今，一直在雙位數，而人口二千多萬的台灣，也只三位數而已，香港呢？直至今天已將近一萬大關。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政府除了把責任怪到了市民頭上外，再叫市民不要怪責政府，可曾在抗疫一事上做過任何一件服眾之事？
再者，中國經常聲稱不要污名化「新冠肺炎」，但普世之下，有誰人不知武漢是最有可能的疫情源頭？疫情至今超過一年，中國從最初的暪疫，到了今時今日亦拒絕讓他們最支持的世界衛生組織到武漢調查，又是因為甚麼？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早在今年六月撰文，表示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像「犯罪現場」一樣，一早妥善清理完畢，完全沒有跡象可以尋找病毒動物宿主，試想如不是有官員刻意暪疫，毀屍滅跡，又怎會令人有此評論？
最後，也想反問盧先生一句，如果作為勇敢的中國人，是否應該真金不怕紅爐火，真切地實行「陽光司法」，讓亮麗的太陽，也能照遍法院每一個角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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