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0 月 16 日早上，王婆婆完成 14 日強制檢疫，離開位於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的檢疫中心，正式重拾失去了 14 個月的自由。
檢疫中心職員拉開大閘一刻，王婆婆眼泛淚光，連連向職員、及前來接她的朱凱廸、張超雄道謝。她哽咽着說，此刻心情既開心，又矛盾，因為她獲釋了，但「12 位手足」仍被內地扣押，而經歷恐怕比她的還要糟糕。
2020 年 10 月 16 日，王婆婆完成 14 天隔離，離開檢疫中心，與朱凱廸相擁。
離開隔離營後，王婆婆先到暫時下榻的酒店辦理入住手續，與朱凱廸開了四小時的會議，為第二天的記者會作準備。之後趕在關門前去了銀行一趟，檢查一下存款會否遭內地凍結，並兌換一些港幣作生活費。再一連接受了兩家傳媒專訪，詳細憶述遭內地扣押的經歷 — 明明早上離開隔離營時，王婆婆說自己睡不好，需要休息。但她在重獲自由的第一天，一刻也沒能停下來。
翌日記者會上，有人問到，內地當局曾警告你不得受訪，為何在危險的情況下，仍要走出來公開事件？
王婆婆說，自己很喜歡「真」，也因此很喜歡小孩子、很喜歡年輕人，因為他們純真、率直，講的都是真話。
「我亦都好想，有人鍾意我呢個講真話嘅婆婆，」她說，「所以我要講真嘢。」
王婆婆，2020 年 10 月 16 日。
今年 64 歲的王婆婆真名王鳳瑤，對上一次公開露面，是於去年 8 月 11 日反修例港島區遊行後，在太古港鐵站 C 出口被警方包圍，其後不知所踪。
由於王婆婆過往經常出現在抗爭場合，且常揮着英國旗，同月底開始有網民懷疑王婆婆失踪，發起在社交媒體上尋人。雖然有人稱在 8 月 13 日機場「和你飛」集會中見過她，但她的去向依然未明。 8 月底，時任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向香港警方報案，指王婆婆失蹤，保安局至 9 月 11 日回覆，僅指王婆婆身在大陸並且安全，但拒絕透露詳情。
至 11 月底，王婆婆自失踪後首次向包括《立場》記者在內等人發電郵，透露曾被關押於深圳看守所，正在取保候審。隨後半年，王婆婆曾傳送過 4 封電郵予記者，透露曾先後被關押於福田看守所及深圳第三看守所，但對於確切發生的事情，她指由於被「重重嚴密監視」，加上精神及身體狀態欠佳，未有透露更多。
但至今年 8 月底，王婆婆開始更頻繁地寫電郵，有時甚至一日一封，在信中詳細憶述她在看守所的經歷。她提到，看守所的監倉本來只是容納 10 人，但最高峰時擠了 26 人，大床擠不下，不少人要席地而睡；房間和沖涼間裡都有閉路電視鏡頭，倉內女疑犯洗澡的一舉一動，盡在監控當中；她有高血壓，自己的藥物被看守所沒收，但她也不敢吃看守所提供的藥物；她也在看守所中寫過悔過書，拍攝過認罪片段。
她又在每封電郵末都加上一句：希望電郵內容可以全面公開及轉發，「一切後果由我王鳳瑤一人負責。」
由去年 8 月至今年 9 月，《立場》記者共收到王婆婆 22 封電郵
王婆婆如今表示，最初對公開看守所經歷仍有保留，因為內地當局曾警告她不得與香港通訊，她既擔心再被關押，也擔憂轉發文章，反會連累別人，「我唔係唔想同年輕人聯繫，但有時，我又驚會害咗你哋…」
但後來焦急要書寫那段經歷，皆因她八月底讀到 12 位年輕港人被鹽田公安局扣押的新聞。她覺得自己作為年輕抗爭者的「婆婆」，有責任公開被囚於內地看守所的所見所聞。她甚至自責因害怕監控，未有更早公開情況，讓港人有所防範。
她又希望公眾能繼續關注送中 12 人。「就算我之後發生咩事，都唔緊要，就算捉返我上去大陸，都唔緊要啦…12 位手足，我哋點去救佢哋呢？我哋一定唔可以停㗎，如果唔係佢哋會好慘…」
王婆婆又說，每當想到 12 人步其後塵，被困於與世隔絕的囚牢，歸來無期，就常悲傷掉淚。她也憂慮，12 人的待遇，甚至會比自己更差，「因為個政權會擔憂年輕人可以做好多嘢，我呢個老嘢就做唔到咩，最多咪示威…」
王婆婆多年前退休後一直靠積蓄生活，但香港樓價高昂，她唯有在深圳置業、定居。然而，過去多年香港的社會運動，從 2012 年反國教、2014 年雨傘運動，上水反水貨示威，她幾乎從不缺席。即使是傘後沉寂的幾年間，她也幾乎是每早過關來香港，有時是去政總「公民廣場」外貼雨傘文宣，有時是去旁聽審訊，在法院外舉起英國旗和自製的標語，要求釋放被捕抗爭者，一直待到晚上才離開返家。
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她也不時在抗爭現場出現。如 6 月 12 日下午，王婆婆在立法會道警察防線前揮旗。
直至去年 8 月 14 日凌晨。
當晚王婆婆如常經深圳皇崗口岸返家，電子關卡掃描了回鄉卡，第一道閘彈開了，第二道閘卻緊閉，她被卡在中間，已心知不妙。未幾，穿著制服的人員來到，即把王婆婆帶往派出所。
王婆婆說，這些年在香港抗爭，每次返深圳總會心驚膽顫。但當事情確實發生時，確是驚慌失措。「我一向都預咗要在香港坐監㗎啦，但香港一路都無拉我，但我真係無諗過喺呢邊（內地）拉 — 原來『送中』係真嘅。」
「佢一路審，一路都淨係話我喺香港示威。我從來都無喺大陸示威。」
王婆婆指，她在拘留所及看守所扣留逾月，一直不獲告知她被指牽涉的具體罪名是什麼，也不獲發任何文件。是直至她在去年 9 月 29 日取保後，在居所附近的警務室，才獲口頭告知她牽涉的罪名是「尋釁滋事」。王婆婆記得，國安人員在訊問期間提起的，全都是她在香港示威的事情。
「佢去我屋企搜，話搜到有示威紙啊、頭盔啊、口罩 — 我有時又衰嘅，無掉，拎返屋企之後又再攞去用… 」
2019 年 7 月 14 日，王婆婆出席沙田遊行。（攝：Nasha Chan）
王婆婆被被捕後，先被扣留於福田拘留所，16 日後，即 8 月 30 日被轉往深圳第三看守所，一直至去年 10 月頭取保獲釋，但其後仍要繼續留在深圳，一年內不得離境。
她記得自己被捕後，曾有約連續 45 小時不准睡覺，連續被一些所屬單位不明的魁梧大漢審問，問的都是有關香港的示威、政治人物，及她的人生經歷。她也曾被迫寫下悔過書和拍攝認罪片段，要對鏡頭稱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悔疚，為揮英國旗的行為道歉，並承諾以後不再參與遊行。
王婆婆估計，可能因為她年老體弱，看守所人員從來沒有對她施用暴力或酷刑，但她被扣押時一舉一動均被嚴密監控及規訓，加上不知何時獲釋的心理煎熬，看守所的生活度日如年。
被扣押於深圳第三看守所時，王婆婆與另外 15 名囚友同住在只有 20 多平方米的監倉，全部人同睡在一張大板床上，有時人太多還要席地而睡，早餐吃的饅頭和榨菜，其他時候則吃焦黑色的粥和明顯是下欄的肉。王婆婆經常失眠，房間裡 24 小時亮著燈，她試過擋著臉睡覺，立即就會被其他人拍醒，說她睡姿不對。
房間其中一部分被劃作沖涼間，房內有唯一一隻可看到天空的窗，但她們只有洗澡、洗衣，還有做軍操的時候才可以進去。「如果唔係呢啲時間，我哋成日都好似喺個密室咁，好慘。」
她在今年 9 月的一封電郵中就說過，當時面對沒完沒了的精神虐待，及對寫認罪書的自我責備，也想過一死了之。
「度日如年的日子總是看不到盡頭，接著又新加了一個再一個的戰場，拘留所、看守所的管教，還有，倉裡面被收買的人。日日如是，CCTV 1，原地踏步的命令式軍操，…. 學做順民，學接受假義、假仁… 沒完沒了的精神虐待及生活折磨，太痛苦了！！！曾經想過輕生，太傻！！！白白犧牲？？？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被折磨了約十多天，體重不斷下降，血壓有升沒降…我一直反反復複，等…等…忍…忍…」
猶幸王婆婆的倉友都很友善，是她捱過那一個多月囚禁的僅有支撐。年輕倉友見她白髮蒼蒼，常在上落床架時扶她一把，又分享自己的零食水果。當王婆婆拘留期滿，獲通知可以離開時，倉友更為她歡呼…
王婆婆說，有跟幾個熟稔的倉友講過被捕的原因，她們也同情自己的遭遇。「其實佢哋個個都知道㗎，都有人話，『係啊呢度係無人權嘅』… 其實每一個人都明白，佢哋都好無奈。」
王婆婆到現在仍會想起倉友們，有人被囚三、四年仍未曾與親人相見，有人被捕時女兒不過 2 歲……她心裡難受，曾在電郵裡寫：「我到現在仍然十分掛念她們，她們都比我更慘… 她們是否離開了…？回家了？天知！」
王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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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深圳第三看守所後，王婆婆曾被送往陝西及西安接受「愛國教育」，要在課堂上揮動五星旗、要唱國歌，五天後才被送回深圳她居住的小區。
但縱使離開看守所的「小籠」，在取保候審的一年期間，王婆婆深深感受到自己仍被困在「大籠」之中。
王婆婆透露，過去一年取保候審期間，她仍多次被不同單位的執法人員威嚇，例如威脅要判她終身監禁、永遠不准回港，或會沒收她在深圳的物業等。而除了有形的威嚇，無形的枷鎖與壓力，同樣無處不在。譬如平常無端也會接獲國安電話，問她人在哪裡，或者國安有時送她有些小東西、請她吃飯，又主動提議幫她家裡裝修，總令人懷疑另有所圖，「無限制（人身自由），但要你隨傳隨到啊，所以你個心理威脅係好大。」
離開看守所回到小區後，王婆婆總對細節特別敏感，閉路電視鏡頭是不是變多了？樓下保安的電筒照進來，是不是在監視我？
「有時啲保安古靈精怪，突然大叫：『落雨囉！』，嚇到我心都跳埋出嚟！」
王婆婆後來每天去深圳圖書館上網、發郵件，講述自己在看守所的經歷，但因為打字打得慢，加上回想那段經歷時會情緒低落，王婆婆有時兩、三天才寫完一篇幾百字文章。在電腦前寫電郵，有圖書館保安經過身邊，王婆婆總是心驚膽顫。她會在屏幕上開著幾個視窗，保安員走近時，趕忙轉去另一個視窗，遮蓋電郵內容。
「保安喺度行來行去，我真係好難集中… 所以後來我睇返（電郵），係有好多錯字㗎，但我呢家都未有精神去改…」她帶著歉意說，「我成日都要 click 來 click 去，遮遮掩掩，好似仲衰過人哋偷嘢… 但你無辦法，喺咁嘅環境，香港可能好快都有深圳嗰種監控啦…」
2020 年 6 月 21 日，反送中運動中首次圍警總，王婆婆在閘前留守。（攝：Nasha Chan）
之前從不缺席抗爭現場，王婆婆被迫留在深圳的一年期間，只能透過收音機接收香港電台及《星島環球網》等渠道得悉香港抗爭資訊。例如去年 11 月「理大圍城」等轟動全港的抗爭，王婆婆也只能在牆內看著有限的資訊乾著急。
「我自己係好難過啊，睇住後生仔，係咁衝、係咁衝…」
今年 9 月 29 日，取保候審一年期終於屆滿，王婆婆執拾好證件、存接等細軟，急著前往社區警務室辦理解除取保證明，一心準備回港。但去到警務室，過了原定會面時間，國安仍遲遲未批出文件。王婆婆擔憂無法回港，與國安爭吵起來，並在糾纏間跌倒，傷患至今未癒。
「我鬧個國安，跟住個（警務室）保安好似想搶我手袋！我梗係死命攬住啦！佢咪扯埋我囉，喺地度拖我出去… 我猛叫救命，叫到成條街都聽到…」她憶述，仍然氣憤。
「擔心（無法回港）呀，佢又唔畀返 3,000 蚊人民幣（保釋金）我，又要收我張身份證，話幫我搞埋手續，我又擔心… 」
覺悟 「犧牲咁多，得到咁嘅結果」
王婆婆早年曾長居美國和奧地利，本來她在兩國已獲得居留權，但毅然於 2003 年回流，跑到中國陝西等地參與扶貧工作，放棄在外國定居。
「我好少同屋企人聯絡，幾年無聯絡啦，因為我成日出來抗爭，已經成日同佢哋嗌交，幾乎要斷絕關係咁濟… 我當年就咁走返大陸，話要去做義工… 好多人都話我傻，朋友、屋企人都係咁話… 」
10 月初，王婆婆終獲准回港。她其後在檢疫中心透過視像通話接受《立場》專訪。
王婆婆憶述，自己 10 歲開始打工，年幼時看著父母寄錢回內地接濟親屬，退休後回流，一心貢獻祖國。豈料這次被關押在囚室時，國安卻口口聲聲盡是苛責她不愛國、危害國家安全，威脅要重判她。每次談到這裡，她尤其神傷。
「我犧牲咗咁多嘢，但都係得到咁嘅結果，」她很激動，「唔係我危害國家安全呀！危害國家安全嘅，係嗰啲吸盡人民血汗嘅貪官！」
王婆婆說，經歷這幾年變化，加上今次羈押經歷，自己對中國已然絕望。
「我曾經以為可以（在中國）做到啲嘢… 但點解連保安、國安都要咁對我？點解要玩我玩到最後一秒？」
被困深圳一年，王婆婆心裡最記掛的，始終是香港年輕人。眼見越來越多抗爭者陷獄、留港亦似乎前途暗淡，王婆婆的心願是，年輕人能走就該走，去外國讀書、工作也好，再思前路。但她自己卻堅決留守。「我唔會去。我老啦，外面嘅世界我又睇過，呢啲機會應該留畀年輕人… 」
幾經辛苦才能返港，她明言短期內不會再回深圳，及開始考慮長遠返回香港定居 — 雖然她也指，香港現有《國安法》，「已經變咗好多」，但她深信，抗爭者仍有能力以創新方式抗爭。
「唔會（無空間）嘅… 我哋大把方法㗎嘛… 又玩返以前嗰啲唔好玩，要諗新方法玩啦… 」一直緊皺的眉頭鬆開，王婆婆露出微笑，「我仲未有靈感，不過始終會有嘅，唔使驚。我哋唔會放棄香港，香港始終係我哋嘅家嘛。」
2020 年 10 月 17 日，王婆婆在朱凱廸、張超雄陪同下召開記者會，講述在中國被扣押經歷。
文／梁凱澄
攝／Nasha Chan、Fred Cheung
